孫宇晨。

　　張天一。

　　郭列。

　　一直以來，“腦殘”似乎成了90后的標簽。

然而，在今年的互聯網創業潮中，一些90后創業者卻說：I don’t care，他們甚至都不需要被理解。

他們信奉：“技術宅”、“向巨頭挑戰”、“自黑”卻不怕“黑”，他們覺得“致青春”太土了，本來就沒有什么單純的東西。

他們對70后、80后的集體回憶“不感冒”。

　　不論是“碩粉哥”張天一、“臉萌”掌門郭列，還是北大海歸孫宇晨，他們在詮釋90后的“理想主義”：創業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是對理想的追求，對細節的不在乎。

　　文、圖／本報記者杜安娜 實習生劉璇 付勤云 張文昌 　　　孫宇晨　　從北大到沃頓商學院到創業　　戴著Google眼鏡的孫宇晨“覺得自己這樣很酷”。

甚至對“裝逼范兒”的“炮轟”，也毫不在意地說：“Don’t care”（我不在乎）。

　　1990年出生的他是銳波科技的創始人兼CEO，美國Ripple Labs大中華區首席代表。

他說自己的“野心”是想構建一個新的價值網絡。

　　回國創業新支付系統　　廣州日報：你回國創建銳波公司，主要做什么？　　孫宇晨：Ripple labs設計了一個Ripple協議，試圖讓不同貨幣自由、免費、零延時地匯兌，創造了一個價值網絡支持的去中心化的支付體系。

比如，現在國際電匯大概要2到3個工作日，手續費高。

而用比特幣可能一個小時，但在銳波網絡大概3到5秒。

我們做的就是盡快把這套協議在中國本土化。

　　廣州日報：如果能推行，國際小額匯款能在網上完成么？　　孫宇晨：我希望是這樣，但需要銀行配合。

　　從“三本生”到沃頓商學院　　廣州日報：你一路走來都是佼佼者？　　孫宇晨：其實我以前學習成績很差，在惠州讀書，讀到高二成績都很差，在三本左右徘徊。

高三用了一年時間，從300多分，上升到650分，翻了一倍。

　　高二時，我得了第九屆新概念作文一等獎，也是靠那個獲得北大的20分加分。

我覺得長期生活在應試教育的體系下，個人的自尊心被壓抑了。

很多人都覺得你不行，弱爆了。

雖然我得了新概念一等獎，但高考作文分數還是很低（笑）。

　　廣州日報：大學之后呢？　　孫宇晨：后來我被北大中文系錄取，又轉系到歷史系。

在北大期間發生兩件事：我選北大學生會主席，因為我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比如“直選”，后來就被叫停。

第二件事就是，北大推行“會商制”，把每個學生進行等級，分批進行“治療”。

我當時就批評了這個事，上了《亞洲周刊》的封面。

　　廣州日報：大學畢業之后做了什么？　　孫宇晨：2011年，我大四畢業后，去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

我的導師是沃頓商學院研究中國公司最有名的教授Marshall Meyer。

柳傳志都是他的學生。

　　從美國回來后，在中金實習，然后去美國工作，后來我就帶著ripple回國了。

其間，我投資了比特幣、特斯拉等。

　　90后的標簽是“無情”　　廣州日報：你覺得90后的標簽是什么？　　孫宇晨：我覺得90后是比較無情的。

比如說70后、80后遇到一個產品不好，不會去找老板提意見，勉為其難用一下。

就像張天一說他的父母非常不容易，早晨5點就起來做煎餅果子。

但絕大多數90后會覺得：滾你丫的，做這么爛，走。

根本不會給你面子，是完全殘酷的市場經濟淘汰法則。

　　廣州日報：你們怎么看張天一賣米粉？　　孫宇晨：幾年前當時有校友去賣豬肉了，被人笑話。

但現在張天一賣米粉，就沒有人在意了，甚至成為一種標桿性行為。

大家觀念變化很大。

　　郭列　　給大公司打工只是被分配任務　　郭列是穿著一身黑色T恤，夾趾拖鞋，劉海長得差點要蓋過眼睛的消瘦男孩。

說起話來，略低著頭，聲音溫柔。

　　他是一周內新增用戶2000萬，最多一天新增500萬用戶，App排行曾經第一的“臉萌”的掌門人。

他的公司目前已確定數千萬A輪融資，9名90后團隊創造了估值過億。

　　從“學渣”到“挑戰杯”總決賽　　廣州日報：談一談你的成功？　　郭列：不復雜，學習不太好。

　　高中叛逆期，我喜歡古惑仔，覺得很酷，當時也很腦殘。

不是特別聽話，還打過兩次架，第二次較嚴重，人家報警，自己也滿18歲了，班主任在操場哭。

我想，打架我都沒哭，班主任哭什么，我很感動，也很自責。

　　當時有想過要不要輟學，但班主任說很看好我，家里人也沒怪我。

我非常感動，覺得怎么會有這樣的班主任和家長。

　　后來，我給自己定目標，希望為他們考一個好大學，不是為我自己。

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晚上12點半睡覺，把手機一關，整整一年，我從一個學渣慢慢逆襲。

　　廣州日報：順利考上大學后呢？　　郭列：很迷茫。

我曾給班里同學寫郵件，說不打算做本專業，上課看不到我不要太想我，現在想起來挺傻。

　　后來，我認識了一個做“挑戰杯”創業賽的學長，他的經歷，吸引我去嘗試創業比賽。

　　我從一個人開始，到處貼傳單、找人，整整一年。

當時目標是希望從100多所學校中，走到全國總決賽。

一年后，我們成功地闖入了全國總決賽，在上海被其他學校PK掉了。

這個旅程讓我覺得創業很好玩，跟團隊在一起很開心。

　　創業瘦得讓父母感覺像吸毒　　廣州日報：你還在騰訊工作過一段時間，為什么辭職了？　　郭列：當時，我對進到騰訊的憧憬是，應該是像現在這個樣子，拿著麥克風跟大家介紹我的產品。

但騰訊有2萬人，你只是其中之一。

你有很多東西要學，更多的事是大家分配給你的，這就會有點問題。

　　廣州日報：自己創業是不是比給人打工更有快感？　　郭列：其實，做完“說說”，錢也花得差不多了，開始過苦日子了。

　　之前在騰訊，幾百個同事，大家天天玩得很High，有很多活動、興趣組、聚會。

創業后，一個人在家里，像一個傻子，一起床走到客廳，整個房間只有你一個人，有時候變成有點兒像精神分裂，會自言自語。

　　另外，創業時發現錢不夠用，要省著用，花6.5元吃兩頓。

去年創業一年，從120斤瘦到了100斤。

其間，還要頂著父母的壓力。

本來找到工作，爸媽很開心。

出來創業后，他們會很擔心，有時候回去穿得破破爛爛的，也很瘦，他們感覺我像在外面吸毒。

　　廣州日報：臉萌不可能永遠是第一，現在玩的人也越來越少？　　郭列：每個產品都有自己的使命，完成后不需要對它有過高的預期。

　　其實它是一個過程，不是結果，包括我們現在連自己玩臉萌已經越來越少了，我們覺得它已經不能讓我們興奮了，我們希望做讓我們興奮或者更好玩兒的一些事情，我們把整個創業當做一個過程，無論它成功或者失敗，我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和一群人做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張天一　　北大碩士也可賣米粉　　一個北大法學碩士，賣米粉賣得風生水起。

在90后CEO中，湖南常德米粉創始人張天一算是少有在傳統領域闖蕩的。

他說：“賣米粉千萬別拿互聯網說事。

”“90后”、“伏牛堂CEO”、“北大碩士賣米粉”這三個標簽讓初出茅廬的創業家張天一一時間賺足了眼球。

　　都搞金融誰來做實業　　廣州日報：6年法律專業為什么會去創業賣米粉？　　張天一：讀法律專業只是一個偶然，繼續讀研更多的考慮是拿文憑。

　　碩士學的是金融法，同學大多去投行工作。

我在找工作過程中產生了兩點困惑，大家都去搞金融了，誰來做實業？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困惑，大家都想去從事那好工作，但是有大批工作沒有人愿意去做。

大家都想去好地方，但結果卻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到了這個好地方，更可能是堵在路上。

這些困惑，加上身處異鄉對家鄉米粉的懷念，讓我轉行去餐飲行業。

　　廣州日報：現在你是怎么理解創業的？　　張天一：如果讓我自己寫新聞標題，我就寫“創業就是一種修行”、“身價一個億就出家”。

其實對我而言，創業不是信仰，不是目的，而是一個過程。

像褚時健、柳傳志這些人，這么高齡了還在工作，我相信不是為了財富，我個人信佛，我更愿說創業是一種修行。

　　互聯網提供創業機會　　廣州日報：你說賣米粉不要拿互聯網思維說事，但互聯網真的就沒有影響你嗎？　　張天一：我們90后，本就處于互聯網時代，這是我們的本能，由本能而上升到思維層次，我覺得很搞笑。

　　互聯網代表了連接方式的改變，它改變了餐廳的輻射半徑。

也就是因為互聯網，伏牛堂能打破傳統餐飲行業地段的限制，在“一流商圈，十流位置”興盛營業，甚至可以吸引外地湖南人開1～2個小時的車專程跑到我們店里吃米粉。

　　互聯網對90后最大的意義在于：為我們四個一無所有的年輕人，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堅持做自己的機會。

在傳統時代，四個小孩什么都沒有，還敢叫板現實，是不可能的。

在這一點我感謝互聯網。

　　廣州日報：餐飲是一個傳統產業，伏牛堂未來會采用怎樣的新模式經營？　　張天一：未來伏牛堂有可能是一個大數據企業，在明確知道顧客群是湖南人，我們會選擇去挖掘一些湖南人的數據，制造一些湖南人需要的消費場景。

說不定有可能未來吃米粉是免費的，而是通過消費場景去賺錢。

例如我們的制服，以后說不定我們的店一半是米粉店，一半是服裝店，也許有可能，也許不可能，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