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里，朱江洪都沒有打開面前的礦泉水。

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年輕一些。

2012年卸任格力電器董事長的時候，他已經67歲了，之前他在格力“服役”了24年。

就個人精神狀態而言，他不像是一個已經卸任的人。

無論是站著還是坐著，他都腰板筆直。

他每天都會堅持跑步，已經報廢了幾臺跑步機。

當他的目光轉向談話對象的時候，會猛然睜大雙眼，仿佛是在審視對方，嚴肅、犀利。

“不愛笑，眼神很兇。

”朱江洪很清楚自己的這個特點，他說，開會時員工有些怕他，但平時與人相處，他還是很平易近人的。

不過朱江洪應該不是那么容易“談笑風生”的，他看起來不太喜歡寒暄。

或許也是因為他并沒有給外界更多了解他的機會。

在他任職格力的24年時間內，這家企業從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變成了行業明星，但朱江洪本人對媒體則始終保持警惕。

他在位的時候，就不喜歡上電視、報紙，就連央視“全國十大經濟人物”節目組到公司考察，他都感到不耐煩，覺得是在浪費時間。

退休之后，他就更是隨心所欲，對媒體一律敬而遠之。

“不說會造成誤解，但說了之后，媒體斷章取義，也不一定就不會產生誤會——所以就無所謂了。

”朱江洪解釋說，“當時我想的就是退休之后，讓大家忘掉我，那才是最好的。

”不過現在，他似乎改變了主意。

之所以在退休多年后出版《朱江洪自傳：我執掌格力的24年》，他坦言一方面是受《冷暖商情》雜志社朋友的“攛掇”，另一方面，他也想寫出自己所親歷的真實的歷史。

姿態24年，能改變很多事情。

1988年5月，是朱江洪在格力生涯的起點，彼時這家企業的名字還叫冠雄，還沒有涉足空調生產，只是一家簡單的配件廠。

在朱江洪被派遣上任之前，1985年成立的冠雄已經連續3年虧損。

朱江洪將當時的總經理取而代之。

這并非第一次，當初在他畢業分配的第一個單位——百色礦山機械廠，他被民主選舉成廠長，原來的廠長就“降級”當了副廠長;這一次又是同樣，冠雄原來的總經理變成了朱江洪的副總經理;而后，這一幕再次上演，當朱江洪接管海利之后，原來的總經理又變成他的副手。

這種關系不好處，用朱江洪自己的話來說，稍稍處理不當，雙方就會“擦槍走火”。

不過日后他與這些前“一把手”相處得都很融洽，秘訣就在于：充分尊重人。

“當你進到一個新的企業，不管前任干得是好是壞，畢竟干了那么多年，對企業的業務、技術、產品、人事了如指掌。

在這種情況下，你一去就發號施令，肯定誰都接受不了，這是人之常情。

所以必須從尊重別人、放低自己的身段開始。

”朱江洪說。

尊重體現在細節：當初到冠雄的時候，朱江洪堅持把公司僅有的一輛汽車用來接送原總經理，自己則騎著從廣西帶回來的那輛舊自行車上下班;1992年，朱江洪和海利前總經理楊國長以及三位同事到美國驗收設備，為了省錢，訂的酒店里只有一間單人房，朱江洪把單間讓給了楊國長，自己和另外的同事住了雙人間。

古語有云：“伐國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勝為上，兵勝為下。

”朱江洪可謂深諳世態人心。

從基層一路升遷到“一把手”的經歷讓朱江洪感受到地位的變化所帶來的隔閡：原來關系密切的同事，好像變得客氣起來，原來無話不談，現在卻講話拘謹，更多的人見面不是點頭，就是微笑，甚至停下手中的事情來刻意迎合。

朱江洪并不喜歡前呼后擁、高高在上的感覺，他喜歡開誠布公，更喜歡“微服私訪”。

2001年，湖北零售商的聯名投訴，揭開了格力在湖北銷售渠道管理的混亂現狀。

朱江洪帶上司機，驅車兩千多公里只身走訪了鄂南、鄂西、鄂東等幾十家大小經銷商，前后歷經十幾天。

在他看來，企業所有的問題都存在于“一線”，所以在格力的那些年，他很少待在辦公室，員工找不到他的第一反應就是“下車間”了，他跑遍除西藏以外的各地市場，因為從技術員或者公司中層口中得到的反饋一定是打了折扣的、層層過濾的信息。

“大企業病不是企業不夠靈敏，而是領導或者領導層的不靈敏。

”朱江洪說，企業的文化就是一把手的文化。

所以，在多數日常小事上，朱江洪都可以輕描淡寫，不爭一時長短，“爭得面紅耳赤，傷感情，一點意思都沒有，這種情況下，我往往說，你對你對。

”但在原則性問題上，他絕不退讓。

“關系到企業生死的問題，一定就不能讓，讓了就是不負責任。

”剛剛升任百色礦山機械廠廠長的時候，朱江洪迎頭就趕上了這樣的考驗。

那個時候，工廠的道路兩旁種滿了芒果樹，但果子往往沒有成熟就被人偷摘了一半，導致員工的分配計劃也常常落空。

所以朱江洪要求工廠發文，不能偷摘芒果，就算掉在地上也不能撿，違者每人罰款一元，并取消分果資格——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一元錢可不是小數目。

后來有一個廠級領導的兒子帶頭偷摘，被群眾舉報。

思慮再三，朱江洪做了懲罰的決定，此類事件也由此“絕跡”。

當年芒果成熟時，每個員工分到了30多斤果子。

爭吵紀律是朱江洪不可動搖的原則之一。

為了紀律，他拂過老領導的面子;為了紀律，他開罪過地方官員;為了紀律，他跟下屬翻臉，還開除了幾個中層。

當年在格力就任總經理期間，朱江洪就頒布過“總經理十二條禁令”，任何人不得觸犯，違者不講理由，也不找借口，立即除名。

據說，禁令頒發的緣起是一件小事：1994年，格力費盡心力挺進意大利市場，但之后拜訪客戶的時候朱江洪卻慘遭羞辱，對方抱怨“格力的空調聲音像拖拉機一樣”，檢查之后才發現是內部一條海綿粘貼不牢，絞到高速旋轉的風葉上發出的聲音。

此后，“違規粘貼海綿”也成為禁令之一。

可見，如今格力那些嚴苛到細枝末節的管理風格早已有之。

外界評價朱江洪的管理屬于“慈父”式的，顯然是一種因不知情產生的誤解。

“我不是沒有脾氣的人，如果員工因為不懂，做錯事，那么我愿意替你交學費，但如果是因為不認真，馬馬虎虎做錯事，那是絕對不允許的。

”朱江洪說。

當年廣州三菱壓縮機廠的老總是一名日本人，他對如何進行本土化的管理感到力不從心，就來向朱江洪討教，朱的回答是：左手拿著鞭子，右手拿著刀子。

但他又不是一意孤行的人。

“一把手壓力很大，分分鐘都會迷路，都會翻車，為了避免這個怎么辦?那么就要多聽意見，尤其反面意見。

”朱江洪經常在內部說，他講的話有80%正確，他就很滿意了，言外之意，那20%是留給其他的人討論、批判的。

對于阿諛奉承之人的厭惡，從他的言談中就可見一斑。

“比如一個事情我還沒講完，你就同意了，表示什么英明偉大之類的，這樣的人一腳給踢走，要來何用?”對于這一點，朱江洪似乎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執念。

在他的自傳中，很少有話語重復之處，但司馬遷的那句“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卻被多次引用。

在他看來，與企業的利益相比，領導者的面子不重要，因為“領導人畢竟還是人，人就會有失誤，如果領導人講錯了，沒有人敢提出意見，那么企業就會很危險。

”“別人指出你的錯誤，就不要計較對方的態度，因為有些人一開口聲音就很大嘛。

”提起當年格力開會時“吵吵嚷嚷”的氣氛，朱江洪笑得很開心。

分寸1970年，朱江洪從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畢業加入工作，當時正值“文革”中期，經歷過那個特殊時期的朱江洪，似乎潛移默化中習得了一種與政治互動的分寸感——有距離，知進退。

經濟學家賀陽曾指出，我國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與其說是企業家，不如說是另一種形式的行政官員。

也正因此，他們與權力會有著或多或少的勾連，一些企業家在退休之后干脆就被任命為行政部門的官員。

歷任三家國企“一把手”的朱江洪，也曾有過這樣的“誘惑”。

第一次是廣西機械廳希望提拔當時處級的他過去當副廳長，還有一次是在決定辭去百色的工作回珠海之前，領導又以行政職位相挽留，但都被朱江洪婉言謝絕了。

“我對自己有自知之明，我認定一件事情的對錯，就算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會變，因此根本就不會對領導阿諛奉承，這在官場里是混不下去的。

”朱江洪對自己的角色有一個清晰的定位，作為國企領導人，他和國資就是打工者和老板的關系，“把工作做好，就是要實事求是，如果因此與領導產生矛盾，而被炒魷魚，那么這樣的領導也沒意思，還不如早一點走。

”坦言“不想當官”、不必對上級拍馬奉承的朱江洪也因此少了很多“思想包袱”。

在百色礦山機械廠的時候，朱江洪開除過一名連續無故曠工20多天的員工，后來才知道此人的舅舅是百色地委的一名副書記;在格力，他因為維護一名員工而與集團領導劍拔弩張，拍桌子瞪眼，圍觀在外的辦公室人員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事后對他說“有沒有搞錯，吃了豹子膽了?為了一個小小的下屬與老總吵，不怕被炒魷魚?”“跟領導相處的技巧都會有，但關鍵的是底子要硬。

”這也正是朱江洪與國資領導分庭抗禮的資本所在：當初，他把百色礦山機械廠從一個窮鄉僻壤的山區廠打造成全行業唯一一家產品覆蓋全國的企業;接手冠雄的第一年就扭虧為盈;此后合并海利成立格力電器，又保證了公司的利潤連年增長，2012年，朱江洪退休當年，格力的總收入已經超過千億元，利潤達到73億。

數據顯示，2003年，在格力集團198億元的總收入中，格力電器就占了100.42億元，有人戲稱，這是“富兒子”幫“窮爸爸”背包袱——企業做大是好事，但對國企一把手來說，卻并不一定是一件幸事。

當年那段被稱之為“父子之爭”的權力博弈也由此而起。

2003年，一篇《格力進軍廚具市場》的報道讓外界誤以為格力電器將開啟多元化，但實際上這只是集團旗下的小家電公司對“格力”品牌的套用。

格力電器通過媒體對此進行澄清，并直指對方是一種侵權行為，這也成為集團和格力電器之間明爭暗斗的導火索。

之后，《格力再現褚時健式人物》一文橫空出世，矛頭暗指朱江洪侵吞國有資產。

“國資拿掉你的方式很多，要么是說年齡問題，要么是說業績問題，要么是經濟問題。

”朱江洪說。

此后，朱江洪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將文章的作者告上法庭，并獲得勝訴。

不過珠海市對于當年即將60周歲的朱江洪的去留問題，卻始終莫衷一是，直到2005年，市里主管人事的副書記還暗示他要做好退休的思想準備。

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當年的股權分置改革，朱江洪的格力生涯可能也就因此劃上了句號。

據說當時有些基金經理直截了當地說，格力股改如何，補多補少都好說，最重要的是朱江洪的去留，朱江洪能不能不走?這些代表市場的聲音最終成為朱江洪繼續留任的根本原因。

“其實當初我就想好了，無非就是人家想派人取代我嘛，那我走不就完了?當了幾十年的一把手，也特別累，真正做一個企業就要一心撲下去，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著。

”朱江洪說。

退休話雖如此，2012年真正退休后，突然閑下來的朱江洪也有些不適應。

一天早晨，他急匆匆地起床，就要出門上班，之后才反應過來已經無班可上了。

那段時間，他用追劇的方式來聊以消遣，“什么都看，抗戰神劇都看。

”“想過再創業嗎?像褚時健一樣?”46歲的時候，朱江洪曾一手合并冠雄和海利，并成立格力電器，那個時候的他并不缺乏創業精神，但對如今70多歲的他來說，則有些力不從心了。

“我是光榮退休，沒必要證明給誰看。

”他說，70多歲還去創業的人，應該是要賭著一口氣吧。

但他也不能徹底閑下來，他接受了中國家電協會、中國暖通品牌企業聯盟委員會等行業協會的邀請，擔任顧問及會長工作，現在大部分工作都圍繞著華南理工大學珠海校友會;然后，用了三年的時間，完成了他的這本自傳。

“在格力，你還有什么遺憾的事情嗎?”本刊記者問。

朱江洪提到兩件：一是格力的國際化;另一個就是格力那些年很注重科技人員的培養，但是忽略了匠人的培養。

“這是我的遺憾，但不想讓其成為中國制造的遺憾。

”2012年的一紙公文之后，在格力24年零5個月的朱江洪就這樣從格力“裸退”了。

現在的他，每年都會和朋友組織自駕游，去過很多地方。

“國企就是這樣，每一個領導都是打工的。

”他對這一切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