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在華為內部簽發82號文件，簽發的內容為林乾教授的《御史鐵骨如何煉就》。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源遠流長，主要有御史制度和諫官制度構成，其中御史制度是其主干內容。

御史制度發源于秦漢，定型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影響至現代。

唐朝并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遏制貪腐，而是以身示范并制定完善的監察制度來預防貪腐。

估計這也是任正非在全公司簽發此文件的用意所在。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說：“制度須不斷生長，又定須在現實環境現實要求下生長，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系從現實中產生者。

”這一文件將推動華為審計監察及道德遵循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完善。

——咔嚓題記文件全文如下：御史鐵骨如何煉就(根據林乾教授同名講座摘錄)總 說御史制度作為中國的制度文明，不僅體現了中國歷代王朝的文明傳承，也為中外政治制度所借鑒，至今對我們仍有正向的啟示意義。

御史制度作為古代王朝制度體系架構中的核心組成部分，在王朝運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在中國古代是一個非常成熟、甚至可以說是最完善的制度體系。

行政和監察并行，二者相互獨立、相互制約，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構。

中國古代政治文明自宋朝開始發生一個重要的變化。

宋朝之前，中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是兩級體制，套用時髦的話講，就是扁平化管理。

天下之大，就是兩級，這就是我們通稱的郡縣制度。

但宋朝之后，行政層級逐漸加大、加多，到清朝達到了五級行政管理體系。

漢唐時期的郡縣長官就是地方的封疆大吏，到明清后降為中、低級官員。

這種管理體制的變化，從正面講維護了中央政令的統一，特別是天下大一統王朝，不會或很少出現“尾大不掉”乃至地方割據的動亂局面;從反面來說，行政運營成本增加、效率降低。

所以，“天下興亡”的一大關鍵轉折，宋朝是分界線，漢唐的文明非常強大，特別是唐朝。

而強大的背后就是制度體系的作用顯現出來了，其中，御史監察制度又是重中之重。

中國古代監察御史制度的發展有四個值得關注的特點：第一，制度越完善、組織架構運行越好的王朝，御史制度就越發達。

第二，御史的監督都是自上而下來運行的，沒有反向即從下而上的。

第三，御史監察獨立運行并行使其職權。

從制度的頂層設計講，行政與監察兩個體系并行運作，相互獨立，是古代最成功的制度。

只有獨立而完整的監察體制，才是監察效果實現的保障，這套系統在制度上對行政權力形成約束，特別是對行政權力的濫用，形成強制性監督，最主要的方式是賦予御史對百官的舉劾權，舉就是舉薦，劾就是彈劾。

第四個特點就是清要，這是擔任御史的基本要求。

清就是兩袖清風的清，自己本身要正;還包括心中澄靜;要就是崗位極其重要。

在此，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對御史進行選拔、管理、責任等要求及約束。

以下我們從四個方面談談御史制度。

一、 御史具有擔當精神御史有三個重要的標識：第一，御史是天子的近臣。

“御”是個專用詞語，本身就代表皇帝，代表中央王朝。

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有個很知名的御史，他是道家的創始人老子，當時的稱謂叫“柱下史”，就是國王在發布命令和進行決策時，御史要侍立在殿柱之下，隨時向國王諫言，糾正過失。

第二，御史是正義的化身。

御史的法冠叫“獬豸冠”。

獬豸是代表公正的獨角獸，也是中華法文化的基本象征。

第三，御史是精通業務的官員。

監察本身需要精通業務，最早對御史的概括為“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即要有真才實學、有各方面的知識，還要懂會計、明悉戶籍。

從文化根源上講，御史精神凝練的最高境界，是一種家國情懷，它是御史的文化支撐，也是御史內化于心的信仰。

這種情懷使御史把個人的生存價值與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密切聯系在一起，勇敢地承擔起匡時濟世、拯救危亡的重任。

明朝思想家王陽明，曾任右僉都御史，他所提倡的心學，就是講人內心的修煉和修養。

王陽明所在的明中葉，是明代政治很昏暗暗的明武宗時期，皇帝昏庸、宦官專權，一批批講真話的人都被趕回家、甚至被處死。

但王陽明敢于站出來講真話，被明武宗發配到貴州的龍場驛作驛丞。

他所堅持的信仰后來成為哲學史上非常有名的命題，即知行合一。

御史講真話，體現為諫諍精神，這是御史一以貫之的精神境界。

所謂“文死諫、武死戰”，就是說文臣要敢于講真話，武將要敢于血戰沙場。

而君王能否聽得進真話，是成敗興亡的關鍵。

孔子說“百人諾諾，不如一人諤諤”。

所謂諤諤，就是要講真話，要有勇氣，當然還要有這樣的氛圍。

所以孔子認為，天子身邊如果有七個諍臣，即使無道也不會失天下;諸侯身邊有五個諍臣，即使無道也不會失其國。

春秋戰國時期“趙簡子哭周舍”的故事也講了類似的道理。

趙簡子有一次喝酒后痛哭，大家問他為什么?是不是我們做錯了什么?趙說：“你們沒有做錯，我是為失去周舍而哭啊。

原來周舍一直給我提意見，周舍死了三年后再沒有人給我提意見，我們的國家快要滅亡了吧?!‘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

商紂王怎么滅亡的?是因為他殺講真話的人，最后沒有人講真話了。

周武王為什么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江山?因為營造了講真話的氛圍。

周舍死后沒有人講真話，所以我們國家離滅亡也不遠了。

”在御史的信仰中，維護道統綱常是他們的最高使命，而富于犧牲的理性批判精神是御史的基本價值觀念。

“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宰相統理天下，典法度，統領百官，上下監臨。

”---這是歷代王朝對御史職能的整體概況。

明朝御史蔣欽彈劾劉瑾的事例尤能說明問題。

劉瑾是明武宗時期宦官的頭領，迫害了很多正直的官員。

御史蔣欽聯名上奏，指名彈劾，立即被打入詔獄。

過了三天，他單獨上疏，指斥劉瑾是“蠹國之賊，亂祖宗法”，并說“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

意思是說，這個江山是太祖朱元璋打的江山，你武宗皇帝也沒有資格胡作非為。

結果蔣欽又被廷杖，隨即關進大獄。

蔣欽經過一番抉擇后，第三次上疏彈劾劉瑾，他對明武宗說：“我死了沒什么可惜的，但你把國家淪喪了才是最大的可惜。

你若是明君，就把劉瑾拉至午門斬首，讓天下百姓振奮。

若做不到，就先把我殺了，我不愿與劉瑾這樣的人同食朝廷俸祿。

”蔣欽受到第三次杖罰，死在獄中。

類似蔣欽這樣的御史言官，死于劉瑾手中的還有不少。

但他們用鮮活的生命最終喚醒了明武宗，劉瑾被凌遲而死，從他家中抄出的金銀多達上千萬兩。

宋朝有一條祖訓，也叫“家法”，即“不殺士大夫”，因此有“皇帝和士大夫共天下”的說法。

明代也非常注重培養士人的“骨氣”，形成一種濃郁的氛圍，哪怕批鱗碎首，也絕不低頭，正是這樣一種士氣，盡管明朝的政治不夠清明，有時還很昏暗，甚至怠惰的皇帝不是個別，但王朝能夠維持正常的運轉。

這是清朝人總結的。

一個王朝最可怕的就是鴉雀無聲，如果御史們噤若寒蟬，這個王朝也可能維系短暫的繁榮，但絕對不可能持續。

如果把士氣打下去，沒有人再給你講真話，王朝的喪鐘事實上就敲響了。

二、 御史獨立行使職權國學大師錢穆說：“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最完善、最有價值的成功典范。

羅馬滅亡了，就再沒有羅馬，但唐朝以后，宋、明還是傳承了唐朝的制度，依然還是中國的基本制度，這正是唐朝的偉大遠超過羅馬的所在。

”他還認為，唐朝的制度體系中最好的就是監察。

唐朝的監察體系非常發達，有中央和地方兩套監察體系，統一由御史臺掌管，各自行使不同的職能。

唐朝宰相杜佑說：“唐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復為雄要。

”雄要就是御史的位置重新回歸到漢代那樣，非常重要，極為顯赫。

這種制度設計明確了御史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賦予御史相應的威權，讓御史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行政長官約束。

成語“笑里藏刀”形容的就是唐朝宰相李義府，他曾鬧出一樁“風化案”，他看上了犯有過錯監押獄中的一個少婦，勾通大理寺官把少婦放出來，事發后，李義府為保自己，逼大理寺官自盡以滅口。

唐高宗想放過李義府，但侍御史王義方站出來反對，表示如要放過他，朝廷的監督機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他的再三堅持下，李義府只得“趨出”待罪，交由司法機關審理。

御史官階不高，但有權彈劾也敢于彈劾宰相的不法行為。

唐朝彈劾制度在儀式上有一種叫“對仗”，是指皇帝坐朝臨政時，當要彈劾品級高的官員時，御史必須戴上冠服，對著朝堂上陳設的儀仗，被彈劾的官員必須從官員隊列中出來，御史當著皇帝的面宣讀被彈劾官員的罪狀。

表示被彈劾者“列朝堂待罪”的意思。

漢唐時候，御史獨立行使職責，不受長官干預。

“御史大夫與監察御史竟為官政，略無承稟”。

也就是說，每個御史都是獨立的監督主體，在行政上與主管機構有上下從屬關系，但在行使職權時沒有隸屬關系。

考核歸長官考核，但獨立反饋問題和行使職權。

唐朝御史蕭至忠彈劾一個副宰相，御史大夫李承嘉不高興把他召過來問：“怎么你們最近擅自彈劾不和我商量?不征詢我這個御史大夫的意見，難道不是很無禮嗎?有這樣的規矩嗎?”蕭至忠回答說：“御史臺里沒有長官，御史都是人君耳目，天下喉舌，比肩事主，同樣重要。

老規矩規定：‘得自彈事，不相關白’。

豈有彈劾先征詢御史大夫意見的先例?御史臺也沒有這樣的先例!如果先請示您的意見，您如果讓我們彈劾就彈劾，不讓我們彈劾就不彈劾，那樣的結果將會怎樣?不就是您一個御史長官在發揮作用，而我們這么多御史的職權就都廢止了嗎?假若您御史大夫自身出了問題，我們要彈劾，難道也要與您商量嗎?”李承嘉無言以對。

但御史行使監察職權也有界限，就是不能侵奪行政的權力,監督體系不能沖突行政主體，否則會造成很大問題。

一旦監察權力侵奪了行政權力，行政權力就只能往后收縮，若收縮過多時，監察變成了行政，監察包卷了行政，這樣原來兩級的行政權變為三級，與當初設計的治理體系完全相違背了。

明朝的《撫按通例》就詳細規定巡按與巡撫的各自職守，意在不得干預地方官正常履職，不得超越監察權而行事。

監察即使發現或調查出問題，在處理上也不能超越行政長官，案件由宰相牽頭，刑部、大理寺、御史共同調查審理，這叫“三司受事”。

三、 巡按御史與地方監察從漢朝開始就非常注重對地方的監督，當時實行郡國并行體制，地方權力非常大。

漢朝的監察區劃和行政區劃兩者之間不完全重疊，漢朝行政區劃很多，但是監察區劃相對比較少，一個監察區大約監察二十個左右行政區。

地方監察官叫刺史，史是天子派出的意思，刺史是指使者天子派出、刺舉不法。

全國設置十三個監察區，每個監察區有一套機構。

每年八月出巡，年終的時候回京奏事，巡察時間為四個月，一年輪一回。

巡視官的職權很明確，“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非六條所問，即不省”，這叫“六條問事”。

這就是說，刺史的職權僅限于“六條”，就按這六條來監察，六條之外，不問。

這六條是抓根本問題。

歷代對御史的職責，也與刺史原則上一致，即絕不能吹毛求疵，專門弄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干擾地方官或行政主體正常工作、履職;御史必須識國家大體，有全局觀念。

如果只想自己出風頭，弄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不解決問題，那絕對不允許。

所以要抓住根本性問題，這六條解決了，地方不會出大問題。

六條問事規定了刺史巡視監察的對象，主要是二千石以上官員、地方豪強和諸侯王，監察重點是：1、強宗豪右，以強凌弱;2、不執行中央的命令，倍公向私、聚斂為奸;3、草菅民命，賞罰任意;4、選拔、任用官吏不公平，徇私情;5、地方主要領導子弟倚仗權勢、接受請托;6、行政官員與地方豪族富商相互勾結、賄賂公行，損害中央的權威和政令。

唐朝的地方監察體制沿襲了漢朝，設置了十個監察區，所以被稱為“十道監察制度”。

監察權也是六條，與漢朝相比，更關注經濟指標，如“官人善惡、戶口流散”，“賬籍隱沒、賦役不均”， “農桑不勤、倉庫減耗”等。

這也說明，中國地方監察的職能更加綜合化，從監察違法亂紀、政令執行到特別關注經濟指標。

巡按制度發展到明朝最為成熟、完善。

明朝制度體系中，巡按制度被認為做得最好，現在的中央巡視組也是借鑒了明朝的巡按制度。

明朝增加了專項巡查，專項巡查覆蓋了國計民生的重大事項。

比如漕運，屬于國家重大事項;農業國家的水利也是要大事項;再有海關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事項。

所以明朝設立巡鹽、巡漕、巡關的御史。

這些御史職位是固定的，但人員定期更換。

巡按御史有三個特點：職卑、權重、嘗厚。

職卑是指官位低，只是七品官員。

但權重，地方最高官員都在他們的監督下，地方官員排名，巡按御史列在三司之前，因為是中央指派的。

嘗厚是指回報高、晉升快，正常履職的七品巡按御史，一經提拔就是四品，優秀的、考核進入上等的，直接升三品。

這一制度的成功就在于“內外相維，以小制大”，內就是中央，外就是地方，靠什么來相互維系?就是地方權力要放足，監察力量要到位。

以小制大，就是官輕而權重，官輕，愛惜身家之念輕，敢于放膽直言，不顧忌自己的烏紗帽，反之，往往地位越高越愛惜烏紗帽，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權重，可以對地方官吏起到震懾作用，如果官輕權也輕，就無法真正發揮對地方官的監督作用。

御史的權重還包括：“舉劾尤專”，優秀官員，他有推薦權，違法亂紀的，就行使彈劾權;“小事立斷、大事奏裁”;“政事得失、軍民利病”，有重大決策的時候他們必須參加，地方有重大事情也必須召集他們，不經巡按御史，在程序上是無效的。

巡按制度到清朝順治末康熙初年被廢除了，滿族人不愿意聽漢族這些御史天天上彈章。

中央最高的監察長官是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是由地方的封疆大吏總督巡撫兼任，也就是地方行政長官兼任監察官。

它的理由是總督巡撫也是皇帝親自選任的，皇帝自己選的難道對他還不信任嗎?這個理由表面成立，但問題是一旦形成上下級的隸屬關系，就會有利益捆綁和牽扯。

沒有地方巡按，中央監察官等同被砍了手腳，他的信息從哪來?如果總督巡撫欺蒙皇帝怎么辦?清朝又想了兩個辦法，一個是派欽差，欽差大臣滿天飛，耗費國家財力物力，還不解決問題;一個是密折，在康熙時只有近臣才用的密折，在雍正時推廣開來，三品以上所有的官員都有奏密折的權力。

雍正在位13年，共批了接近5萬個密折，平均每天幾十個。

密折制度說到底是有利于皇帝個人專制，是與中國古代基本制度背離的一種臨時安排，這種“小報告”打亂了行政制度的上下級秩序，官員互相監督，人人自危，對整個行政體系的傷害巨大。

我們都知道清朝的官員是非常腐敗的，甘肅王亶望虛報災賑案就是例證。

皇帝是怎么發現的?和珅到甘肅去辦事上疏水大，乾隆一下子警覺了：咦，怎么地方總督巡撫給我報這個地方干旱啊?立刻派欽差去查，拔出蘿卜帶出泥，整個甘肅省，從縣官到最高長官到巡撫、總督，七年之久，沒有一個人說真話，因為大家都得到好處了，形成一個利益鏈條。

按當時刑法，貪污二千兩以上是要殺頭的，殺頭冊子上寫的貪官有數百人。

殺那么多人，行政沒人管了，乾隆皇帝感到很為難，最后只得把限額提高到2萬兩。

就是這樣，也還有56人被殺頭。

免死而流放充軍的有46人。

侵貪數額核實的達300萬兩白銀，相當于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十七分之一。

清朝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所以我后來寫清朝的問題，表面上看它的腐敗是人性的問題，實際上是制度的問題，制度好，壞人辦不了壞事;制度不好，好人想辦好事也辦不了。

所以我一再強調，最可靠的保障是什么?是制度。

四、御史的選任與管理1、制度保障。

要讓御史真正發揮作用，選人非常重要。

很多中國的名相都是出身御史，包拯、海瑞、狄仁杰等等，御史就是有作為、剛直不阿、不畏權貴的代名詞。

各朝選御史的標準大同小異，可以概括為“品高學專、升遷快。

”隋朝有五個標準：正直、敢言、公方、明達事務，為時論所推。

唐朝有六大標準：一是清要，二是敢言，三是嫉惡公方，四是實才，五是實踐，“御史須曾任州縣理人官者，方得用”，六是要進士、舉人出身。

御史升遷非常快。

一般行政官員要經過四考升遷，但御史三考即升。

所以唐朝御史大夫升到宰相的有21人;御史中丞(御史副長官)，升到宰相的11人，加起來占了三分之一。

這就造成了一種氛圍，大家愿意當御史。

再如明朝，監察御史中從縣官中選任的占六成以上，就是有基層行政經驗后做監察御史，三年后再外放做高級行政長官。

因為升遷機會大，御史在這個崗位上都會認真履職。

2、規范管理。

中國古代對御史的治官之法非常完善，這既是對御史的約束，也是對御史權力的保障。

1)規范立法，各朝都通過立法對監察制度加以規范。

唐朝有《巡查六法》、明朝有《憲綱》、清朝《欽定臺規》。

2)規范授權，監察御史赴任時，皇帝要發“敕書”，列明職責，以及重點要解決哪些問題。

3)規范考核，都察院頒發《造報冊式》，御史要逐項填報，哪些做了，哪些沒做。

然后還要列清“除革奸弊”、“伸冤理枉”、“揚清激濁”等各具體單項。

御史每年會到中央或都察院述職，對地方或官員的問題“明著實跡”，就是要講真實情況。

此外，對御史還有回避制度、六不準等各種紀律約束。

3、精神凝練。

御史的忠誠精神實際上傳承了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傳統，儒家的綱常倫理中，最高的準則是忠，也是忠君報國的準則。

所以中國古代王朝，往往要有幾百年的“壽命”，就是在基本制度的背后，有強大而有效的文化和倫理的支撐。

這種精神本身就具有自我約束和他律上的威懾作用。

隆慶皇帝想解決腐敗問題，糾正官風，就把海瑞任到南京做僉都御史，風聞海瑞要到任，很多高官、富豪連夜把朱漆大門刷成黑色，很多官員立即主動辭職，這就是因為海瑞的威懾力在那里。

古代為民請命的士大夫太多了，一個王朝的榮辱與興衰在他們肩上扛下來，天下能維持幾百年靠的就是這種精神，一種家國的情懷。

總 結最后做個小總結：孔子說，仁的最高境界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黃炎培當年延安窯洞問毛澤東,將來共產黨得天下，能不能避免“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興衰周期律，這一重要的歷史命題，我們叫“延安窯洞對”。

他說了四個挑戰，第一是區域一步步擴大，以前只管一個地區，現在管的范圍越來越大;第二是干部人才漸見竭蹶，干部隊伍跟不上擴張的需要;第三是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復雜起來，就是說難度系數在增加。

第四控制的力量趨于薄弱了，離你越遠的地方控制越來越難，它變成末梢了，距離越近越好控制。

所以他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

毛澤東給出的答案是：讓人民監督政府。

林乾，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律史學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典志組專家、中國法律史學會理事。

報送：董事會成員、監事會成員主送：全體員工，全公開二○一六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