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作者舒時，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經過令多數傳統投資人慘淡收場的2018年之后，越來越多的機構投資者開始重視另類投資話題。

和散戶不同，以機構投資者為代表的專業投資人更難以承受傳統證券市場的巨大波動性。

在中國去杠桿的大環境之下，不論股票市場，還是固定收益市場，潛在的風險都在上升，因此，他們更多地開始關注另類投資組合。

在中國香港，另類投資者的背景更為多元化。

有平時愛玩古玩的富豪階層，也有越來越多的專業機構——比如連香港金管局也成立了專門的機構投資另類市場。

而筆者所處的金融機構，近兩年談論最多最活躍的話題也是另類投資。

另類投資將成為市場寵兒如無意外，另類投資將繼續成為投資市場的寵兒。

為什么這么說呢？首先是另類投資其實已經深入人心。

這一投資類別普遍存在于人們的生活周圍，只是很多人不自知罷了。

國人談及投資，通常指的都是股票或是債券，很多人并不把在此之外的投資工具納入“投資”范疇。

而所謂另類投資，其實指的是非正統的、股票及債券投資之外的所有品種。

比如對沖基金、ETF、房地產基金項目，包括房地產信托基金（REITS）和房地產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創業）實業投資、眾籌股權、數字貨幣，以及商品實物投資等等。

在中國內地，很多人其實已經接觸過上述投資領域，特別是近幾年房地產市場更是參與者甚眾，只是大家沒有把它當作“投資”來對待，而是被許多不明真相的媒體所“忽悠”，把房子人為地分為“自住房”和“投資房”。

又比如，內地的股權眾籌和私募股權投資，近幾年也是風生水起。

但是筆者碰到不少做這行的朋友，并不把這種“投資”當作投資，而更多的是當作“創業”或是一種糊口的工作。

在香港，最盛行的另類投資是住宅物業、商鋪、車位、紅酒、藝術品、古幣及郵票等。

盡管也有人在心理上會把房子分為“自住”和“投資”，但大部分的地產中介或嚴肅的財經媒體都會提醒業主，買房實際上是投資行為，在決策時要把房子認為是“投資品”，而非剛需品。

其次，另類投資的業績回報在過往幾年并不亞于傳統投資。

從過往幾年香港另類投資的回報表現來看，由于受到全球量化寬松的影響，有明顯的升溫。

就香港房地產來看，即便它在2018年的狗年經歷較大的調整，其全年回報仍然遠遠地把香港恒生指數甩在后面。

從狗年倒數第二周的香港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來看，大約在170.86點，與雞年最后一周的168.60點相比，（不計最后一周變動）狗年全年樓價大約上升1.34%，而恒生指數在狗年最后一日收市與2018年雞年最后一日收市相比，全年下跌了近10%。

考慮到近期樓價出現調整，這個表現完全說明香港樓市的堅挺。

如果看香港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CCLMass，則（不計最后一周變動）狗年全年升0.78%。

如果大家覺得上述結果可能是意外，不妨可以看看香港領展房地產信托基金（00823.HK）的過去幾年的表現。

不論是周線圖，還是月線圖，該基金的表現均完全可以勝過香港恒生指數，甚至在部分年代超過了騰訊控股（00700.HK）。

第三，傳統市場的波幅令另類投資更有吸引力。

2018年香港股票和債券市場均頻頻爆雷，令投資者不堪其憂，而另類投資者憑借各自的優勢項目，反而有可能跑贏傳統市場。

在狗年結束的前一周，一個久未謀面的資管界朋友約了飯局。

大家寒暄之后聊起市場，都很感慨2018年的行業慘淡。

這位朋友身邊的對沖基金經理大多以虧損收場。

他比較走運，因為其所管理的股票基金在2018年面臨投資人資金緊缺而提出贖回，令他提前清倉退出，反而無心插柳地避過了震蕩。

自此之后，他更小心控制倉位。

只保留極少量的股票持倉，而將資金投到海外的房地產股權投資基金。

該項目的回報率符合他們的要求，而且每半年派息一次，加上有換股權，因此整個2018年計算下來，還算得上是一個肥年。

不僅是海外房地產基金，海外股權項目投資也越來越成為專業投資人的熱門話題。

就筆者所接觸的投資圈人士中，有的人忙著布局海外教育項目，有的則希望投向更多的醫療項目。

比如以CAR-T為代表的細胞免疫療法，就是一個頗為熱門的話題。

CAR-T法是一種使用由CARs改造的T細胞用以癌癥治療的免疫療法，目前在醫學界取得一定的治療效果，2018年出現了兩起重大的行業并購，令此類項目突然身價倍增，連帶與之沾邊的一些醫療股價格也水漲船高。

而目前的細胞免疫療法則范圍更廣，給投資人提供了不同的入場機會。

另外，一個全球宏觀對沖基金經理透露，經過近幾年的市場“洗禮”，許多私募股權投資項目已經出現了較大的折讓，他們2019年的一個重要目標便是展開“白武士”行動，收購出現明顯折價的行業標的。

我們都知道，所謂“白武士”，美其名曰是“友情搭救”，直白地說便是“撈便宜貨”，說句不好聽的，則是“趁虛而入”。

這位對沖基金經理表示，已經相中不少的全球性資產，并且已經有超大型機構開始用實際行動支持他的想法。

另類投資的收益來源盡管在中國，另類投資還沒有成為大部分主流財經媒體的討論話題，但是在國外，另類投資早已擁有自己成熟的理論體系。

有鑒于另類投資正逐步成為香港和內地的主流發展方向，我們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這種投資方式的特點和利弊。

眾所周知，投資主要考慮兩件事，一是回報，二是風險。

對資產管理方來說，令人滿意的投資是每支付一個單位的風險，其對應的回報要足夠高，達到投資方的要求。

而另類投資恰好在回報和風險這兩方面都能滿足大部分專業投資者的要求。

先說它的回報優點，以及它能創造“超額回報”的真實原因。

傳統理論認為，當信息完全充分被市場所吸收，并且所有的投資人都能理性地根據這些信息進行投資的時候，是不存在“超額回報”這一說法的。

如果是這樣，為什么還要有人追求投資全球宏觀對沖基金、房地產信托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這類看似難懂又吃力不討好的投資方式呢？首先，另類投資可以通過“信息不對稱”賺到“無效市場”的錢。

2013年諾獎得主尤金·法瑪（Eugene Fama）以“有效市場”假說著名。

這個理論大意是說，當一個市場是完全有效的時候，資產價格充分體現了該資產的所有信息，因此人們在這個市場里無法持續地賺取超額回報（即超過市場整體表現的回報），只有當新的信息出現的時候，價格才會變動。

法瑪的理論反過來解讀，也就是當基金經理擁有不對稱信息的時候，就有可能賺到無效市場的錢。

而另類投資因為大多針對的并非是有效的市場，因此有機會利用信息不對稱，賺取“市場無效性”產生的超額回報。

另類投資產品大多是非公開上市交易的產品，比如對沖基金、股權私募基金、房地產基金、藝術品……這些產品均需要頗為專業的知識才能掌握它的運作，因此能運營好這類基金或是房地產投資項目的經營者本身就寥寥無幾。

另類投資者如果能擁有更多此類產品信息的“支配權”或“知情權”，就完全有可能在這個市場上持續地賺取超過市場整體表現的回報。

比如，過去兩年香港上市公司發行了不少的高息美元票據，有一些票據擁有轉股功能。

如果投資者不是非常熟悉這些上市公司的背景，抑或缺乏時間和精力去逐家了解這些上市公司的財務與業務經營狀況，則賺不到這些高息收益和潛在權益增值空間。

但是如果投資者對這些公司背景非常熟悉，則有機會賺取超額回報，如果再加上杠桿，則可以將收益進一步提升。

又比如，如果你認識一些優秀的全球宏觀對沖基金管理機構，就有可能通過認購這些對沖基金而獲益。

如果你能進一步熟悉這些機構里的靈魂人物或是最主要的交易員，并了解他們的投資風格和過往業績情況，那么你投資對沖基金的成功率就會提升更多。

遺憾的是，誰才是優秀的對沖基金經理，這種信息外界很難獲悉，而且那些優秀的對沖基金經理也未必愿意向外界充分展現自己。

筆者認識幾位全球宏觀對沖基金經理，發現他們在公共場合所表述的策略或是對市場的分析，跟他們私下交流時所透露的實際持倉和策略常常相左。

這算不算誤導大眾？用他們的話來說并非誤導。

原因之一是同樣的市場形勢分析，對于以散戶為主的公眾和以“長短倉”均可操作的對沖基金來說，其應該采用的策略本來就應該是有所不同。

他們在公眾場合所進行的策略介紹，當然默認就只是針對散戶而言。

原因之二是即便他們和散戶面臨相同的市場判斷，由于其持倉不同、投資組合的成本不同、以及可利用的杠桿及衍生品工具不同，他們和散戶的策略也是大相徑庭。

比如，在2016年的脫歐投票前夕，有對沖基金公開表示，英國脫歐概率不大，但這種判斷并不妨礙它們為出現“意外”進行準備。

因此一方面輕倉上陣，另一方面則采用了加杠桿的雙向期權策略，結果斬獲頗豐——很顯然，幾乎沒有散戶可以采用這種策略，也沒有相應的融資資源可以支持散戶從事這種交易。

原因之三是這些人原本也就沒有對公眾披露真實想法的義務。

某些策略是他們賴以賺錢的法寶，如果太多人運用，則很快會失效，更嚴重的會被“市場狙擊手”（某些專門盯住大型機構的持倉進行反向操作，如“逼空”是“做空”從中謀利的人）盯上而惹禍上身。

如果能找到那些真正的優秀宏觀對沖基金，就有可能享受到他們的經營業績。

但找不到優秀的宏觀對沖基金也不用擔心，散戶也有自己的辦法持續賺取超額回報——投資自己熟悉的領域。

以香港的房地產市場為例，香港一位很資深的地產中介林小姐曾經介紹，如果有真正的好房源，香港中介人一定是先打電話通知本區的資深投資客。

“原因很簡單，這些人對這一區的房子爛熟于心，連結構圖都能背下來，而且這些投資客通常有很好的資金準備，只要告訴他放盤的物業位置和價格，他們馬上就能決定是否要下單，下單后也不會因為錢的問題而拖延交割時間。

”她說。

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有一業主因為兒子做生意破產，打算以低于市價20%的價格放盤某物業。

業主找了不少中介，都沒有成功出售。

找到林小姐時，她打電話給一個資深投資人，結果對方接完電話后就馬上下單簽約。

林小姐解釋，很多自住客判斷是金融海嘯來了以后，房價會繼續下跌，因此不敢貿然接手。

但是這個資深投資客非常了解這一區域的房子內在價值。

放盤的這套房子無論是方位、樓層、朝向和結構都極佳，正常年份里，即便是出價比市場均價高出20%都不一定能吸引業主放盤，現在居然有業主愿意比市場均價低20%出售，是難得的機遇。

據悉，這個投資客得手后，將原來的大房子分拆成多個套房，結果令租金收益率翻倍。

而他已經通過這種方法持有幾十套該區的物業。

其次，另類投資可以降低投資者整個組合的風險。

人們常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但對金融投資者來說，分散投資卻是金融中唯一的“免費午餐”。

分散投資就是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另類投資實際上為投資人提供了多種不同的“籃子”。

因此如果你在自己的投資組合里加入一個另類投資產品，基本上可以實現降低你整體投資組合風險的目標。

在香港，見過的類似的組合有不少。

比如有人同時投資香港股票市場和澳大利亞房地產基金；有人同時投資美國股市和香港股市，另外也投資了石油期貨和貨幣及利率互換合約。

眾多另類投資品中，分散效果最佳、也可能是最典型的莫過于全球宏觀的投資策略，它可以使投資組合在不同的市場、產品、時間窗、投資策略和技巧上實現充分的分散化。

通常大型的全球宏觀經理人會密切關注利率、股票、現金、商品和房地產。

不管是現貨、實物商品、期貨還是衍生品，抑或是直接投資，都可能被他們納入組合之內。

他們不會給自己投資的工具設限（對于每種工具所占的權重設限還是很有必要的），也因此他們有機會捕捉任何市場里的任何一種工具的無效性。

投資不同的產品和不同時間窗的產品這些都好理解。

如何理解要在不同的市場和不同的投資策略及技巧上進行分散化呢？從數學上可以證明，如果可投資的國家翻倍，找到互不相關的投資機會的概率會呈幾何級數增長——這里的“互不相關”正是分散化的內在要求。

當組合里的投資項目的回報率高于平均水平，而這些項目之間又相互獨立，互不依賴也互不干擾時，這樣的組合是最令全球宏觀對沖基金經理興奮不已的。

這也是為什么眾多的全球宏觀對沖基金經理均十分重視市場配置的原因。

事實上，即便是散戶投資，正確的做法也應該是先在全球市場進行資產配置，然后再研究每個市場里的具體投資細節。

再說綜合不同的投資策略和技巧。

正常情況下，價值投資者不會鐘意技術分析或是以事件為驅動的投資策略或是技巧。

如果一個自稱價值投資的基金經理告訴別人他近期采用技術圖形來選股，一定會被外界指責為是“風格漂移者”。

但是全球宏觀基金的當家人不同，業界有人半開玩笑地說，有多少宏觀對沖基金管理人，就有多少種宏觀投資的策略和交易方法。

這主要指的是這些當家人需要在不同投資類別中靈活轉變，尋找最佳的組合點。

他們的團隊里也往往會有不同投資風格和技巧的操盤手、分析師和團隊，大家可以分享各自的視角和觀點。

 比如在當年索羅斯創辦的全球宏觀對沖基金“量子基金”中，眾所周知，吉姆·羅杰斯是重要的基本面研究大師，其基本分析能力無與倫比，而索羅斯本人則是以交易見長。

索羅斯家族基金的前首席投資官貝森特（Scott Bessent）曾介紹，當年團隊組合極佳，羅杰斯深思熟慮而索羅斯擅長利用各種消息并用于交易。

但事實上，當年索羅斯的團隊里還有其他多位干將。

例如德拉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被世人稱為“真正最牛的對沖基金經理”，他能在股票、債券、貨幣及衍生品交易中隨意切換，并創下了30年平均年回報30%的業績，遠遠跑贏索羅斯本人的記錄。

而另一位基金經理尼克則在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擁有靈敏的直覺，且擅長尋找兩三個主題，然后可以堅持好幾年直至取得高回報。

全球宏觀基金的當家人需要非常綜合的能力，能在價值分析、催化劑因素分析以及技術分析中穿插自如，并且要綜合評估、歸納出上述不同團隊的建議，再轉化為可執行的操作步驟。

毋庸置疑，比較全面的“當家人”不好找。

即便在香港，同時擁有不同國家、不同產品市場、不同投資策略及技巧經驗的人也并不多見。

但這類基金經理所管理的產品，通常都能為投資者提供較好的分散效果。

第三，優秀的另類投資專家可以從“糾錯”中賺錢。

中國俗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即各行各業都有最優秀的人才。

在另類投資領域，就匯集了許多不同行業的專家，他們用各自領域的經驗來賺錢——這種錢，往往是通過給市場“糾錯”賺來的。

比如一個房地產REITS，如果規模足夠大，完全可以聘請全行業最精銳的地產項目專家。

他們精于尋找潛在項目，也擅長成熟項目的經營管理，甚至熟悉相關領域的法律問題，這樣才可以在行業里尋找被錯誤定價的投資機會。

又比如，全球宏觀對沖基金里可能有大量的數理化博士和計算機博士，懂得如何用電腦來處理已有的信息系統，從市場上紛繁復雜的價格體系中尋找短暫出現的漏洞，然后馬上發出交易指令——這就是國內挺時髦的量化投資，其實在國外早已是非常成熟的投資體系。

在海外，有的量化投資團隊為了追求哪怕只有零點零幾秒的時間優勢，甚至會把交易辦公室搬到與數據中心最接近的大樓。

在中國的“云計算”還主要是用于電商的年代，美國的對沖基金已經用云功能對天量的金融數據進行快速的定價計算，賺取跨市場的證券交易差價。

在香港，經常有對沖基金扮演“狙擊手”，通過給市場“糾錯”賺大錢。

窩輪市場就常常會出現這種案例。

窩輪即內地所說的“認股權證”，這里的“股”是指正股，即上市公司的股票。

和內地不同的是，香港交易所掛牌交易的窩輪是由券商發行的，而不是由上市公司發行。

在交割的時候，發行商和投資人是用現金交割，而不是用背后的正股交割，因此窩輪實際上是一種“創設權證”。

券商發行窩輪之后，就要負起維持流通量的責任。

所謂維持流通量，即需要在市場上同時提供一個買價和賣價。

在有交易對手以“買價”賣出窩輪時，該券商要買下對方在這個價格上沽出的所有窩輪；而當有交易對手愿意在券商提出的“賣價”位置買入窩輪時，券商就必須按對方提出的數量賣足夠的窩輪給對方。

正常情況下，券商會根據正股資產的波動和基本面情況，計算一個窩輪的理論價值，然后再根據這個內在價值，結合市場情況、投資者可能需要支付的費用以及自身的成本，提供一個雙向的報價（即同時提供買價和賣價）。

但在現實中，由于種種因素，或計價出錯或是市場氣氛較差，導致會出現券商的窩輪報價偏離理論值，甚至有可能出現異常情況。

比如當正股發生重大波動時，券商的交易員應該及時發現問題，趕緊調整自己的買賣報價——通常這個時間應該是以秒來計算的，但也有券商的交易員可能疏于防范，抑或是抱有僥幸心理，沒有去調整價格——這時就給所謂的市場“狙擊手”可乘之機。

最常見的莫過于券商報出的賣出價偏低，狙擊手會大量采購，直至價格被調整到接近理性位置。

有執行過“狙擊”行動的對沖基金透露，通常這種機會不會超過數秒鐘，但扣除交易費用，他們往往能賺取相當可觀的利潤。

由于金融云計算的運用，這種價格糾錯功能早已可以通過電腦執行，因此這類對沖基金的成本很低。

另類投資的風險說完了另類投資的收益情況，同樣也不能忽略它的風險。

第一、產品可能很復雜，令估值存在主觀因素。

另類投資市場畢竟并不完善，因此衍生了很多問題，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在于這類投資產品的估值和價格實現機制可能存在主觀因素。

舉個常見的例子。

在香港，窩輪和牛熊證（牛熊證本質上是一種反映相關資產表現的期權，主要也是由券商發行）就可以稱得上是散戶最經常接觸的另類投資產品。

上述兩種產品的發行人均須對已發的窩輪和牛熊證履行維持流通量的責任。

正常情況下，所有的窩輪和牛熊證，都有一個理論上的內在價值，發行商會根據這個內在價值，結合市場情況和投資者可能需要支付的費用，提供一個雙向的報價（即同時提供買價和賣價）。

但在現實中，由于種種因素，券商的報價有可能出現異常情況。

比如在對應的資產價格下跌時，認沽證正常情況下應該價格上升，但現實中卻有可能出現發行人報價下跌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投資了認沽窩輪的投資者就面臨極大的風險。

因為投資者這時候本來應該是賺錢的，只是由于券商的錯誤，卻無法賣出窩輪（因為券商報價錯誤地偏低了）。

另一個例子是當年香港的“迷你債券”。

盡管被冠名為“債券”，其本質卻不是債券，而是以信貸違約掉期（CDS）為目標的金融衍生工具，屬于高風險金融投資產品。

早在迷債流行至香港前夕，一些外資行的職員也向一些香港的對沖基金推銷過此類產品。

有一家宏觀對沖基金的當家人說，自己曾經讓研究員很認真地看過一份厚厚的迷債產品銷售說明書，發現問題很嚴重。

他的這位研究員是從美國高校聘請的金融計量學博士，花了近一周時間才看完厚厚的產品定價介紹。

經過計算，發現發行商的估值模型存在大量的錯誤，而且該產品利用了多層復雜的嵌套模型，這意味著，如果其中有一個步驟計算錯誤，后續的計算結果就會出現很大問題。

從這個例子不難看出，類似的產品只有實力雄厚的對沖基金才有實力去“糾錯”，普通人根本無法投資。

因此在買賣另類投資產品的時候，對背后的管理團隊進行深入調研考察，是絕對有必要的。

第二、另類投資極有可能會面臨流動性問題。

除ETF、房地產REITS、貴金屬、農產品、原油等主流投資產品外，大部分另類投資品種未必有完善的市場，流通性較差。

流動性差的產品，往往意味著回報波動也會較大，因此投資人也要自行判斷，是否愿意承受這樣的波動性。

以在香港上市的預托證券為例，由于其成交量普遍處于極低水平，即使名義上資產有所增值，投資者也可能需要以較大的折讓才能賣出，最后可能反而得不償失。

如果是房地產項目、藝術品和收藏品、一般股權私募基金等，退出周期都會相當長，通常都是以年為計算單位，這對于對資金流動性要求比較高的投資者來說，就會形成比較大的風險。

例如近幾年興起的柬埔寨及緬甸房地產基金投資，以超高的回報率吸引了不少海外另類投資者的目光。

這類基金通常投資柬埔寨及緬甸等國的優質商業地段，可以通過合法渠道獲得房產產權，也擁有相關的法律手續。

但是通常從拿地、建設、到銷售樓花，回款時間普遍要三至四年，甚至更久。

在這段時間內，投資人買入的基金每年要支付管理費給基金經理，但卻并不會有什么收益或派息，只有在退出時，才能一次性收回成本和利潤（假設有的話）。

而如果一旦這些國家發生動蕩或是投資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例如針對外國人實施重稅，或是規定不準外國人擁有土地所有權等），則投資人的投資就會面臨非常大的風險。

第三、另類投資市場普遍缺少有效監管。

從全球來看，直到2009年，G20領袖才開始承諾改革場外衍生工具市場。

在香港，直到2013年左右，立法會才二讀《2013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在香港設立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監管制度。

然而，金融機構對另類投資產品的監管很多仍然處于剛剛起步階段，還需大力改善。

比如全球宏觀對沖基金、股權私募基金以及各類型的私募投資機構，其法人本質只是對應注冊地的公司機構，只需要符合注冊地（比如開曼群島）的法律和公司章程，但這些注冊地往往采取較弱的金融監管措施。

當這些機構在各個發達國家市場投資和融資時，他們可以通過聘請“代理人”——比如在香港聘請一家持有4、9號牌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融資和投資活動，從而把基金自身的法律風險作了切割。

當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如果你是另類投資者，所投資的對沖基金能按章辦事，保障投資人的利益，那么對對沖基金的投資人來說，這種投資風險還是可控的。

但是對于另類投資工具所涉及的市場來說，缺少有效監管有可能會引致一些潛在的法律問題。

舉例來說，近幾年發展迅速的數字貨幣，一度是另類投資市場的寵兒。

盡管在2018年比特幣的價格出現了重大的調整，但是相比它誕生之初，其價格仍然有非常大的漲幅，因此仍然在吸引一眾買家入場。

甚至連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將比特幣期貨（BTC）納入正式交易范疇。

然而，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究竟是不是一種投資產品？究竟購買了數字貨幣的投資人究竟應該算“投資”行為還是買賣合約行為？應該受到投資法律的保障還是交易合同法的保障？再往深一些，這些數字貨幣是否可以算得上是“資產”類別？進行此類投資行動是否應該持牌，從而受到證監會規管？這些基礎性的問題，迄今各國仍然未有定論。

既然沒有定論，也就意味著這里還有相當的討論空間。

對于另類投資者來說，如果膽大一點來看，就可能是機會；如果從謹慎一些的角度來看，可能就是風險。

除了上述監管問題，另類投資的門檻通常都不低（比如在香港，一般對沖基金只針對百萬美元以上的個人專業投資者開放），加上通常有較高的手續費或是認購費，因此對于投資人來說，需要有一定的風險承受能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

結語：和自己真實對話，才能無往而不利如果要給另類投資下個總結性的結論，我覺得它是一種能提供更多空間實踐投資理念，能夠分散投資風險，讓投資者在同等風險下爭取更高回報的理想投資工具。

另類投資完全解放了我們在傳統投資下的固有思維，它告訴我們，投資其實可以追求絕對回報，也可以做到保本。

相比傳統投資只能通過買入并期待資產升值然后才可獲利離場，另類投資可以實現在跌市中（通過做空）獲利，甚至在缺乏方向感的趨勢中照樣能利用期權策略去獲利。

如果我們愿意承受風險，甚至還可以利用“杠桿”數倍地放大這種投資回報。

由于另類投資有自己的獨特投資風險特性，其中一些產品與市場回報毫無關聯，投資者可將之組合成不同的買賣策略，可因應不同市況獲取盈利。

又因為它通常與股票市場無關，它可以提升投資組合的多元化，有助于緩解波動性。

部分另類投資甚至可以提供傳統投資所不具備的稅收優惠。

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內地富裕階級開始把資產向香港市場配置。

從香港房地產、股票、債券、對沖基金、創辦實體公司，一直到各類保險理財產品等不一而論。

有趣的是，有不少早已財務自由的朋友，會咨詢應該買哪些港股做投資比較好。

這些朋友在內地的身家都不菲，不少是靠做實業和國際貿易起家。

因此我常常會問他們一個問題，既然在內地有這么好的賺錢機會，為什么還想著要把資金轉去買香港的股票呢？對方往往回答說，做實業太累，炒股票更容易一些。

但是A股這幾年又太難操作了，想來香港碰碰運氣。

這種回答有些令人不知如何接話。

正常來說，一個人應該選擇最有優勢資源的方向進行投資。

如果把實業看作投資，又有這方面的經驗和資源，就應該把這個“投資”繼續下去。

如果把港股當作興趣，不妨可以去炒炒。

但是如果是當作資產配置手段，建議這些朋友還是認真考慮一下。

做資產配置是一個專門的投資范疇，而且，港股也并不比A股更容易操作。

內地的朋友如果想把眼光投向海外，進行全球資產布局，倒是應該考慮一下各式的另類投資。

初涉國際市場的投資者，往往對海外交易品種的特點和相關法規還不熟悉，本著不熟不做的原則，建議應該去交給更專業的資產管理機構或是基金經理去打理。

鑒于另類投資具備不小的風險（上文已述），在作出投資決策前，投資者應該和自己認真對話一次，聽從內心的理性安排：究竟資產的配置是出于什么目的？想要實現什么樣的回報目標？又愿意承受多大的風險與成本？如果這些問題都有了明確的答案，大家可以參考對應的投資產品去進行配置。

這里想起一個故事。

幾年前，筆者在一家對沖基金供職。

由于基金的業績非常出色，吸引了一些內地的投資人過來香港投資。

其中有一名投資人給人印象非常深刻，他自稱做國際貿易，是一名商人。

但是他明顯對開曼基金很熟悉，問到了我們對沖基金的架構、法律框架、投資決策過程、風險控制、交易、研究、風控團隊情況以及股東背景等頗為細致的問題。

在深入了解了上述問題后，這位投資人投了數百萬美元購買了基金份額。

在后來的交流中，這位投資人又不斷向我們咨詢對市場的看法和投資策略。

我們的“當家人”都很耐心地進行了回答。

一直到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我們“當家人”才從另外的渠道獲悉，原來這名“貿易商”本身是一名內地的私募基金經理。

他同時投資了許多只在香港運作的開曼對沖基金。

通過投資這些對沖基金，他獲得了和不同風格的對沖基金“當家人”的交流機會，不僅了解到同行如何經營一只對沖基金，也了解到同行們在不同的市場階段如何進行策略性的布置。

我不知道當時他是否獲得了他想要的信息，但是這位內地基金經理的做法無疑是非常聰明的，當你想在不熟悉的市場進行投資，又不知道哪些是較優秀的投資經理人時，這也不失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