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移動互聯網+曾經一度領先世界其他國家很多年。

但是在這一輪以智能手機為核心的移動互聯網創業大潮到來的時候，我們驚奇地發現，中國在許多方面已經開始和日本處于同一起跑線，甚至要超過日本了。

　　我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拜訪了日本兩個知名的移動互聯網孵化器，一個是一家日本著名風險投資公司在東京的孵化器，一個是日本第二大運營商KDDI開辦的名為Labo的孵化器，前者類似于中國的創新工場，后者則像中國電信的創業孵化基地。

但在這些裝修一新的辦公室里面，創業團隊的數量很少，顯得人氣冷清，這和中國創業氛圍火熱的3W咖啡或者車庫咖啡形成了鮮明對比。

　　當蘋果的App Store和谷歌的Google Play讓全球的移動互聯網創業者開始處于同一起跑線后，中國公司開發的App開始在美國、日本大肆攻城略地，相比之下，日本公司開發出來的App數量要少得多。

　　那么，是什么阻礙了日本互聯網的創業氛圍呢？　　日本社會不寬容失敗　　我和許多日本朋友交流時，他們都談到日本是一個不寬容失敗的社會。

　　在日本的社會中，一個人假如失敗，他會在社會中很難生存下去，不僅周圍的朋友看不起他，想找個工作非常困難，討不到老婆，也通不過銀行房貸的信用審核。

這樣的社會現實決定了，年輕人在想去創業時必然畏手畏腳。

　　而在硅谷，許多VC都愿意投資那些失敗過一兩次的企業，美國人認為有過失敗教訓的人下一次創業更容易成功。

　　此外，日本的年輕人不愛出風頭。

我有個在日本讀書的朋友回憶道，日本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推行素質教育，走入了一個誤區，扼殺競爭，強調團體。

這樣的教育體制導致了日本的年輕人比較從眾，幼兒園、小學的賽跑都是手牽手集體通過終點的。

大學4年，甚至都不知道哪個同學的成績好，哪個同學的成績差，因為所有人的成績都是不公開的。

這樣的教育體制讓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風頭。

而創業是很需要出風頭的事情。

　　日本的本土VC行業并不發達，而且相對來說創業的項目也少很多。

中國有許多Copy 2 China的創業項目，即看到什么東西在美國比較火，很快就有一批創業公司開始抄到國內了，而在日本，人們普遍不屑于這種方式，這讓創業的門檻變得很高。

　　阻礙日本人創業另外一個原因是，NTT DoCoMo、豐田、索尼、夏普、富士通這樣的大企業壟斷了日本社會的太多資源。

日本的大企業之間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財閥關系，許多日本大企業交叉持股，關系深厚，大企業及關聯公司壟斷了包括周邊業務在內的全部業務。

　　長期以來，日本的利率都徘徊在0利率甚至負利率。

利率是一個國家的人是否愿意冒險的一個重要衡量指標。

日本人普遍愿意把錢存入銀行，沒有人愿意冒險創業，導致銀行利率非常之低。

　　池田信夫曾經在著名的《失去的20年》一書中提到，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一個最大原因就是日本沒能及時趕上20世紀80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日本企業的經營模式和“第2.5次產業”，也就是知識密集型的制造業的需求非常匹配，卻不太適應信息產業的需求。

　　時至今日，整個日本經濟仍然是以先進制造業為核心的，豐田、索尼、松下、富士通、夏普、新日鐵等制造企業是日本經濟的支柱，制造業在日本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要遠遠高于美國。

相比之下，金融和互聯網業已經逐步開始成為美國經濟的發動機，制造業所占比重開始日益降低，雖然美國經濟也經歷衰退，但是新興的IT產業開始為美國經濟注入巨大的活力，包括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等企業對美國經濟的貢獻有目共睹。

　　產業結構上的問題是日本人缺少創業氛圍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創業最活躍的領域仍然是在發展迅速的IT行業。

　　日本的終身雇傭制阻礙創業　　日本人不愛創業的另一個因素是，日本企業有著根深蒂固的“終身雇傭制”。

　　終身雇傭制是由被尊為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提出，他表示松下不會開除任何一名員工，讓員工可以安心工作。

松下幸之助的這種經營理念被許多日本公司所接受。

一直到戰后的50年代，日本企業開始普遍形成了終身雇傭制的傳統，并為日本經濟的崛起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索尼、松下、任天堂、夏普、豐田、本田所處的工業時代，終身雇傭制的確大顯神威。

因為這種制度大大減少了員工因頻繁跳槽所導致的社會資源浪費。

二戰后，由于日本經濟發展很快，社會普遍出現勞動力不足的現象。

　　當時日本企業為了穩定熟練工人隊伍，防止工人“跳槽”，普遍實行了“年功序列工資制”。

所謂“年功序列工資制”，就是根據職工的學歷和工齡長短確定其工資水平的做法，工齡越長，工資也越高，職務晉升的可能性也越大。

　　在日本，即使是表現不佳的員工通常也不會被開除，相反，他們會被禮貌地排除在核心之外，被調往鄉下的分支機構或動不動就調動崗位或給份閑差直到退休。

　　對于一個普通日本人來說，由于有了終身雇傭制的保證和定期加薪，他們將來的收入不斷增加的前提下，可以安排貸款買房、準備孩子的教育費用、生老病死也可以依靠國家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和企業的各種福利解決。

這些使得日本人處在一個非常安心的社會環境中，他們希望考進一流大學，再進一流企業或者國家機關，從此一生生活無憂，這便是日本人的典型心態。

　　這讓許多大企業的員工不愿意辭職出來創業——因為辭職意味著你過去積累的所有資歷都一筆勾銷，一旦失敗后果非常嚴重。

　　而互聯網的一大特征就是需要冒險，如果你不愿意冒險，怎么會有創造力呢？　　日本新一代互聯網企業家求變　　二戰之后，日本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非常深入。

日本人對強大的美國普遍持一種很崇拜的心態。

　　美國的互聯網文化近年來對日本年輕人的影響也非常深入。

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社交網絡》這部美國電影在日本播出后，facebook在日本的注冊量開始猛增。

　　因此日本近年來也開始涌現出一批不那么傳統的互聯網創業者，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樂天的創始人三木谷浩史和GREE的創始人田中良和。

　　三木谷浩史的父親是耶魯大學教授，因此他受美國文化影響很深，幾年前他在樂天中強制推行英語辦公，要求所有員工必須在短期內學會流利的英語，否則就要解雇或者降職，這在日本社會中引起了極大震動。

而日本著名社交網絡公司GREE的創始人田中良和也有著類似的特征，他在日本的企業家當中顯得特立獨行，因而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不管怎樣，三木谷浩史和田中良和依靠互聯網創業，年紀輕輕就成為了日本富豪榜上排名很靠前的人物，還是對日本年輕人有很大的觸動，在東京的六本木等地，仍然聚集了相當數量的創業者，日本社會正在改變。

　　日本人不愿意創業的現狀，也對中國有重要的啟發。

中國表面繁榮的創業大潮下面，其實也隱藏著深深的浮躁。

在美國，人們創業更多地是為了實現自己人生的夢想，或者純粹是因為興趣。

而在中國，整個社會向上爬升的通道有限，一大批“屌絲”出身的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都拼命地去擠創業獨木橋，導致中國的創業競爭過于激烈，電商賺錢，馬上一批人投身電商，團購賺錢，馬上一批人去做團購，App賺錢，馬上一批人去做App。

導致許多行業大家都賺不到錢。

　　和日本社會類似，中國社會也對失敗的寬容有限，導致許多創業者一旦失敗，就很難再爬起來。

這也是我們需要時刻提防的。

和日本類似，中國的互聯網大企業開始日益控制產業的資源，導致創業公司很難抬頭，這也會大大阻礙行業的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