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pel是一家來自美國的科技初創企業，專門幫助美國國內4300萬領取政府糧食券補助的民眾管理自己享有的福利。

該公司專門研發了一款免費使用的移動應用程序，叫做FreshEBT。

所謂EBT，就是指電子福利轉賬卡（Electronic Benefit Transfer）。

公司創始人Jimmy Chen表示：“我的目標之一，就是讓用戶拿到更多食物，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他們的糧食補助福利。

”就在去年，公司才完成了一輪400萬美元的種子輪融資，投資方包括知名風險投資機構Omidyar Network和Andreessen Horowitz等。

Jimmy Chen表示：“我們專門為美國那些負擔不起大多數金融服務的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務。

他們不夠資格申請短期小額貸款（又稱發薪日貸款），因為想要順利拿到這種貸款，就必須要有一份工作，這樣才有發薪日一說。

但在我們的用戶當中，大約有60%都沒有正當工作。

”至于其移動應用程序FreshEBT，則是Jimmy Chen當時在Robin Hood旗下社會影響孵化器Blue Ridge Labs時開發出來的。

要知道，Robin Hood基金是全紐約市最大的扶貧組織。

自2014年以來，Blue Ridge Labs已經默默為紐約市的低收入人群做了不少貢獻，提供了許多高科技產品，并且產生了較大影響。

不過，在一心借助高新技術為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務的這條路上，Jimmy Chen也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

在過去四年中，他不僅失去了兩位聯合創始人，還在尋求外部風險投資的過程中遭到了較大阻礙。

一方面，風投們搖擺不定、困惑不已；另一方面，各家基金會都不太愿意冒險。

與此同時，公司進行了業務轉型，從原先幫助用戶申請和領取食品券，到幫助他們管理領取到手的這些福利。

Jimmy Chen表示：“至于我們提供的那些服務，究竟成效如何、評價如何，還要看最終的實際結果。

如果結果還算好，那我們就繼續堅持；如果結果不太好，那就說明我們太笨、太固執。

”雖然Blue Ridge Labs的一切，可以說都離不開硅谷。

畢竟它使用的大多數工具和擁有的大多數人力資源，都是來自硅谷。

就拿Jimmy Chen來說，他曾經擔任過Facebook的產品經理。

但是，與之對比，FreshEBT就不帶有那么明顯的硅谷風格。

盡管如此，它仍是絕大多數美國民眾所真正需要的產品。

一直以來，Blue Ridge Labs都在不斷用行動推翻大家所公認的某些常理。

像這樣，針對大多數根本就接觸不到高級科技行業的民眾提供科技服務，就是它所采取的其中一種推翻方式。

“迎合富人”在紐約這個全球最為富裕、最具權勢的城市之一，年均收入低于2萬美元的居民數量，大約有100萬。

正常情況下，對于一個四口之家來說，官方規定的貧困線是2.46萬美元。

在這座城市中，平日領取糧食券補助的人口數量將近200萬。

也就是說，大約有六分之一的居民，每天依靠流動的救濟廚房、領取政府發放的食物來維持生計。

與紐約一樣，其他地區的低收入民眾，也過著非常繁忙的生活。

不少人都同時打好幾份工，需要賺錢貼補家用。

為了節約開支，他們經常犧牲自己的時間，放棄原本可以享受的便利。

Hacker News（Y Combinator旗下新聞網站）的一位評論員曾經說過：“如果你能借助技術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民眾，提供更多時間和信息，那將不僅能改變他們的生活、提高生活質量，還能對其他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Blue Ridge Labs聯合創始人Bill Cromie指出：“至少在美國，最為龐大的人口群體，就是低收入群體。

但可惜的是，當下市場上的大多數應用程序，都無法很好地解決這一龐大人口群體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

”目前，Blue Ridge Labs已經推出了Good Call、Yenko和JustFix等項目。

其中，Good Call是一個熱線電話，能夠為那些被逮捕的紐約市民提供免費律師援助服務；Yenko能夠在收入水平較低的大學生可能失去援助資格的時候及時給出提醒，并且幫他們制定一個行動計劃；JustFix能夠為紐約市民提供住房權利專家咨詢服務，幫助他們及時修繕房屋。

今年，Blue Ridge Labs有一個為期五個月的項目，專門針對低收入老齡人口及其看護人員提供相關產品和服務。

另外，它還有一個為期六個月的項目，名為Catalyst，專門以那些處在發展后期的公益性社會組織為服務對象。

解決自己遇到的問題硅谷一向奉行“解決自己遇到的問題”這樣一個準則。

但是，科技行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經歷過貧困。

之前在Blue Ridge Labs的Jonathan Stray在一篇博文中表示：“我身邊的朋友各種各樣，有種族不同的，有性別身份不同的，有國籍不同，還就真沒有低收入的。

也就是說，我基本上就不了解貧困這個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也幾乎接觸不到什么貧困群體。

”Jimmy Chen指出：“在硅谷，專為解決科技創業者創業過程中所遇問題的公司，實在是太多了。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當時遲遲不采取行動，而是一心等那些對領取食品券補助問題非常感興趣的人來創建這家公司，那很有可能就要等到天昏地暗了。

不過，好在我們公司現在有三個人，是曾經有過領取食品券補助經歷的。

另外，就在前不久，我們才雇用了一位年輕的軟件工程師。

她在加入公司的時候，正在使用我們的產品，是一位如假包換的真實用戶。

”不過，在Blue Ridge Labs的運作早期，幾位聯合創始人犯了一個錯誤。

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與扶貧這一話題和領域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重要性。

當時，組織內的核心成員包括Yenko創始人Margo Wright。

他算是有相關工作經驗的，曾經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幫助貧困大學生完成學業。

剩下幾位成員，包括產品經理、開發人員、初創企業創始人和科技記者。

要知道，在這些人當中，沒有幾個真正了解紐約的貧困問題，更別提如何為這些貧困群體提供相關產品和服務。

在組織內Design Insight Group小組的幫助之下，他們很快就學到了不少知識。

只不過，間接去了解貧困問題，總歸是沒有直接在生活中遇到貧困問題來得真實。

這兩種情況，還是存在很大不同的。

最近，Blue Ridge Labs額外增開了一條全新的專家渠道。

具體說來，這些專家包括那些目前切實遇到了貧困問題的人，以及研究貧困問題的相關工作人員和學者。

Blue Ridge Labs負責人Hannah Calhoon表示：“今年，我們已經招到了一位老年病學護士、一位社會工作者以及兩位年齡超過70歲的老年人。

傳統意義上，初創企業團隊均由產品經理、工程師和設計師構成。

而我們一般情況下是組建一支四人團隊，這剩下第四個人就是扶貧這一塊的專家。

”到最后，最了解低收入群體所遇技術問題的人，就是那些真正遇到了或是曾經遇到過貧困問題的人。

Calhoon表示：“現階段，行業內各種各樣的組織，正在通過自己的努力，嘗試著去解決高新技術行業人口構成過于單一的問題，試圖使行業內的科技工作者角色更加多樣化。

對于低收入群體來說，他們已經有了更多可以進入科技行業、獲得相關技能的途徑。

而提供這些途徑以及貧困問題解決方案的人，在更大程度上將會是真正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這一問題的人。

”避開舊有體系從傳統角度來看，一般初創企業都會盡量摒棄，或者至少是避免，老一套的做事方式。

畢竟創新才是大家心目中最為理想的做事方式。

可事實是，Blue Ridge Labs的大多數項目，都需要多多少少與舊有體系、現有組織或是監管部門合作。

Calhoon介紹說：“如果僅僅采用硅谷向來那一套尋求創新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

因為如果你不與這些體系和組織進行真正的合作和互動，只是從外圍著手試圖就想去解決貧困問題，那無異于隔靴搔癢。

”舉個例子，Blue Ridge Labs現在有一個項目，就是與幼兒園中的Head Start早教項目合作，專門針對低收入家庭的學前班兒童提供服務。

Jimmy Chen表示：“作為一位創業者，你不能只是橫沖直撞，剛剛進入這個行業就想實現行業顛覆。

畢竟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一開始都沒有足夠的人脈資源，也沒有那么良好的行業信譽，可以直接與政府對話，討論這些有關扶貧的問題。

而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知曉了扶貧的大致流程，也結識了不少有志之士，塑造了一個較為良好的品牌形象，那我認為這些就可以當作我們的競爭優勢，為我們以后的發展鋪平道路。

畢竟對于想要新進入這一市場的其他企業來說，做到以上幾點都是非常困難的。

”其實，對于低收入群體來說，企業與現有體系和組織合作，是能夠給他們帶來一定信任感和安全感的。

這也正是企業需要與他們合作的其中一大原因。

想要讓目標用戶自然而然就去相信一家以盈利為目的的初創企業，這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對于這一行業的初創企業來說，從一開始就與廣受大家信任的現有體系和組織合作，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快速發展、實現突破其實，不少比較棘手的系統問題或是人為問題，單靠技術根本是無法解決的。

更何況，貧困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

那些科技人士，可能一心就想著用純技術的方案來解決貧困問題，但事實上這種做法的弊要遠大于利。

而且，對于低收入群體來說，風險太大了。

我們就說上文提到過的免費法律援助熱線電話GoodCall。

一般情況下，被捕入獄是要沒收手機的，所以想要在這個時候聯系家人或者律師就比較困難，因而也就可能無法及時得到法律援助。

最后，他們就只能在監獄里蹲上幾個星期，甚至還會承認那些自己根本就沒有犯的罪。

因此，為了避免這種讓用戶失望的情況出現，公司創始人并沒有在一開始就把注意力放在業務規模拓展上面，而是花了一年的時間去與相關的法律服務提供商合作，以確保能夠第一時間在用戶有需要的時候為他們提供服務。

按照計劃，這項服務將在幾個月之后正式在紐約市普及。

Calhoon表示：“在我個人看來，即便你所推出的產品質量沒有那么高，可拓展性也沒有那么強，也沒什么太大關系。

只要確保能為用戶帶來質量較高的使用體驗就行，千萬不能因為你還處在一個尚未完全成熟的發展階段，就讓用戶的和社會福利和使用體驗低于一般平均水平。

舉個例子，如果因為我個人的原因，而讓用戶在寒冷的冬天無法享受暖氣，那就非常糟糕了。

”以特定模式投資最近，非營利性風險投資機構Village Capital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

根據研究結果，風險投資機構的絕大部分資金，都流向了波士頓或舊金山地區那些學歷較高、能力較強的白人男性。

雖然他們向來對這一點予以否認，但其實風險投資機構還是習慣于在投資人力以及產品時去尋找特定的模式。

Calhoon介紹說：“如果你現在是Margo，是一位黑人女性創業者，試圖想辦法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幫助，為輟學生提供幫助，那你就會發現這些根本不符合投資者想要尋找的特定模式類型。

”Cromie補充說道：“但如果你現在一心想的，是如何為各家學校賺錢、能賺多少錢，那結果可就截然不同了。

”Blue Ridge Labs的大多數項目，都不符合風險投資機構想要尋找的模式類型。

這也就意味著，這些項目如果想要尋求融資，那將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Jimmy Chen表示：“為美國的低收入群體提供服務，對我們的融資計劃產生了較大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就讓我們覺得風險非常大。

而且，重點是我們沒有同行。

所以，也不能舉例說，某某類似公司就做得非常成功。

因為，根本就沒有這樣一家某某公司存在。

”另外，即使風險投資機構確實對社會效益更加感興趣，沒那么看重利潤，那這些項目也缺乏相關的指標來進行衡量。

慈善基金不知道應該如何與一家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打交道，所以對于一個依靠捐贈維持運作的組織來說，貿然投資一家早期初創企業是一件風險非常大的事情。

即便是那些實力較強、影響力較大的投資基金，也傾向于投資那些處于發展后期的社會公益企業。

Calhoon表示：“想要順利找到愿意投資未來不確定性較大的早期初創企業的人，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他們擔心這一新興領域存在的風險，擔心自己的資金無法起到相應的作用。

即便能夠起到相應的作用，肯定也賺不到什么錢。

畢竟自己不持有任何的股權，而且大部分投資項目都是非營利性的。

”上文已經提到，Propel去年順利完成了400萬美元的種子輪融資。

針對這一點，Jimmy Chen表示：“一旦我們可以向投資者證明，自己能夠成為這一行業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這個與眾不同的市場中擁有與眾不同的競爭優勢，那融資問題就要容易很多了。

”“搬到硅谷去吧”許多初創企業創始人，都會經常聽到“搬到硅谷去吧”這樣一句話。

可事實上，即便是順利在舊金山灣區站穩腳跟的初創企業，也不一定就能深入了解當地社區的情況，并在此基礎之上為用戶提供全面到位的服務。

但Blue Ridge Labs和許多其他項目，就有自己的業務重心。

它們即便不在硅谷，也都在各自的區域做得很好。

Jimmy Chen介紹說：“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我確實有想過把公司搬回舊金山灣區，但后來就打消了這一想法。

我現在倒覺得，紐約布魯克林非常適合公司的發展，因為我們身處這樣一個大城市，有著許許多多的好處，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服務、充足的資本支持和大量的人力資源。

重要的是，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科技泡沫。

在我看來，紐約這座城市有著一種多樣性，國內其他地方都是比不了的。

正是這種多樣性提醒了我們，公司對面的是不同類型的用戶，因而需要進行全方位考慮。

”自2014年以來，Blue Ridge Labs已經組建了一支由800多位低收入人士構成的小組。

用Calhoon的話說：“我認為，我們只關注紐約地區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好處，便于我們發展自己的人脈關系網。

因為你要不斷與他們互動，這樣時間一長才能夠獲得他們的信任，才能夠聽到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