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國，很顯然已經進入了一個創業蓬勃的時代。

有業界人士稱：“中國創業者在成功的速度上已經接近美國。

而且在模仿中創新突破的能力正越來越突出。

”目前各種創業公司如雨后春筍，雖然是失敗者居多，但從另一面看，也是經濟活力的體現。

而與此同時，全球最發達的經濟體美國依然在引領著全球的創新創業之路，從蘋果、facebook、微軟、谷歌等巨頭的活力、到新興企業特斯拉、Uber、Oculus、Snapchat、SpaceX、Airbnb等企業的發展速度即可窺見一斑。

目前全球也沒有第二個城市，能夠比肩硅谷的創新能力。

但與創業與創新的經濟體龍頭——美國和新興經濟體中國相比，最近幾年，歐洲能夠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新興科技創業公司似乎過于稀少，某種程度上說，從孕育創業的環境土壤與培育新興產業的創新能力來看，歐洲已經在邊緣化。

歐盟的調查數據顯示，從2000年開始歐洲人對創業的意愿就一直低于美國人，67%的受訪者表示在未來5年內都不會嘗試“自主創業”。

自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除英國外，大多數歐洲國家新創企業的數量都呈下滑趨勢，同時每年關閉的企業數量則呈上升趨勢。

　　在歐洲，創業公司乏善可陳，不過最近唯一的特殊案例是，歐洲最大創業公司Spotify在完成最新輪融資后市值終于要達84億美元。

當然歐洲創業環境不能與中美兩國相提并論，與其經濟模式與創新文化息息相關，具體我們來看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政策環境與創業者相斥  風投融資規模偏小　　在一個創業蓬勃的市場環境中，需要哪些基本的構成要素？首先，需要良好的政策設計、有活力并流動的資本、團隊人才（開發人員、設計師、銷售）等、開放的市場、與創新精神以及人們對于創業的欲望。

但在歐洲，這些方面似乎都乏善可陳。

　　一個初創的公司的成功離不開外部環境的支撐，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缺一不可。

在中國，之所以出現萬眾創業熱潮，也源于政府扶持創業的力度空前，比如政策方面，對商事登記制度進行了改革，企業登記時的工商、稅務、質檢的“三證三號”已合并為“一照一碼”，減少了審批環節，加快了速度，降低了創業門檻、準入環境更為寬松。

但在歐洲，開辦企業的各種審批環節的冗雜繁復成為一大阻力，以法國為例，對創業有利的公共機構服務過程復雜、不穩定，提交創業申請需要耗費很長時間，而創業者的目標、計劃、資金問題等時常被質疑。

而且法國增值稅制度也在反復修改，規章制度和稅務大環境對創業者們來說很不穩定。

而政策設計的好壞對創業積極性往往有著風向標的指引作用。

甚至，創業者如果想在歐洲通過股票期權及免費贈股這來吸引人才也行不通，復雜的法律條文認定給予新員工免費股票是非法的。

　　從資本的環境來講， 在美國一個創業者若想獲得資金支持，決定在于其創辦的公司有沒有投資價值，有沒有創新的技術與商業模式以及相關的專利，具備價值的創業公司從市場通過風投獲得資本并不難，硅谷從來不缺伯樂。

在硅谷，整個創投圈甚至整個社會都鼓勵學術界與工業界進行對接，甚至斯坦福大學曾經為創業者提供了便利的創業條件，鼓勵教授與學生利用職務之便創業，甚至也有專門的辦公室幫助創業者與斯坦福專門有來往的企業家與投資者建立聯系，尋找投資，比如斯坦福大學還有比較聞名的風險投資論壇——斯坦福企業家之角，用來讓教授對接著名的風險投資家與企業領袖。

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當年創辦谷歌時當時也是斯坦福大學的一名研究生，就是通過這種渠道拿到了第一筆投資創辦了谷歌。

　　在歐洲與美國同屬西方社會，但在經濟運營的模式上卻不盡相同。

歐洲企業的融資渠道主要是銀行貸款。

但即便是銀行，也很少對中、小企業或者創業者的放貸。

在部分歐盟成員國，銀行貸款占所有融資渠道的比例高達90%以上，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稱，歐洲的風險投資資金只相當于美國的8%。

根據道瓊斯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歐洲公司總共獲26億歐元（29億美元）風投，環比增長41%，這一數據仍不及美國企業157億美元融資規模的零頭。

　　風投、私人資本以及制度架構上對創業者不信任不扶持  歐洲創業者流向美國　　這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歐洲對風險投資和私人資本對創業者的接納程度，同時也體現出，整個歐洲的市場環境，也不擅長通過 VC、PE 股權融資，運作公司上市，也缺乏對于創業者的一種扶持與信任，這里可以看一個案例。

一位創辦了一家電子郵件管理公司的法國企業家Mathilde Collin，2014年的時候開始試圖從歐洲的投資者那里募集資金，她帶著應用程序圍繞巴黎和倫敦逛了四個多月，卻沒人回應她。

當她把手伸向美國投資者，僅用10天就融到了300多萬美元。

歐洲的創業者缺投資成為常態，在這種情況下，遷往美國繼續他們的發展軌跡也就成了許多創業者的選擇。

因為歐洲投資者偏向于規避風險，而美國投資者愿意幫助初創公司承擔風險。

　　著名科技博客Pandodaily有個專欄叫StartupsAnonymous（匿名創業者），關注創業、投資過程中的第一手親身經歷。

有歐洲創業者在此吐槽，某歐洲國家當地政府為初創公司提供了一種創新貸款，分期5年還款，年貸款利率達到6.5%。

然而，要獲得這筆貸款，創業者必須簽署一份個人擔保，以防止其初創公司無力償還該貸款。

　　前面提到，在歐洲，即便是銀行，也很少對中、小企業或者創業者的放貸，因為房產抵押或其它質押形式同樣是拿到貸款的一道高門檻。

歐盟委員會早年研究各國的破產制度后發現，許多國家對待破產的企業家就像對待詐騙犯，比如德國大型公司的高管們破產后甚至會面臨終身禁令，英國在12個月后才會免除破產者的債務。

在法國，失敗的企業家要等上6 年才能重新開始，在這背后體現出來的是，歐洲更偏向傳統和保守的思維模式，對待創業者極度不信任不寬容。

　　這樣一來導致的結果是，美國市場的開放性與寬容性對歐洲創業者呈現出一種很強吸納與人才集聚效應，導致歐洲創業活力被進一步邊緣化。

據歐洲創業者口述數據顯示，克羅地亞本已經誕生許多有前途的初創項目，包括生產電動超級跑車的里馬克汽車公司（Rimac Automobili）；在2014年世界創業大賽上奪冠的農場智能云管理軟件提供商Agrivi；農場云端管理服務提供商Farmeron以及母嬰智能可穿戴產品生產商Bellabeat，但目前這些公司都搬到了美國。

　　對于他們來說，歐洲風投企業不僅四分五裂，只能幫助本土的重點企業項目，而美國的那些風投則不同，他們在一個運行良好的創業生態環境里扶持著一系列來自各國的初創企業。

　　另外，包括德國、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已經在硅谷設立了孵化中心，提供導師、培訓課程和社交機會等服務，他們更希望讓歐洲的創業天才得到美國人的資助。

但這樣一來，更加劇了歐洲創業生態土壤的惡化，導致人才紛紛流失。

除流向美國外，不少原本扎根歐洲的中小企業或有創業精神的人也開始流向亞洲。

　　高福利  市場分散 創業失敗代價高  歐洲培育創業的土壤缺失　　歐洲是高福利社會，有人說歐洲人力成本高，小富即安，人們更偏向于呆在大企業或者政府部門工作。

但這不能成為不創業的理由，美國人力成本一樣高，因此市場環境與社會對于創業的寬容也是重要因素。

比如有業內人指出，“美國人在做完一半時就會出售產品，但德國人必須等到它百分之百完成”，一旦創業失敗，后面再想融資創業都難上加難。

在歐洲，商業的失敗是一個人的污點。

所以，在歐洲的創業者想更偏向于可在一個規模較大的、制度相對較完善的、且可以獲得較高報酬和更多資源的公司里做創新，而不是獨立出來承擔風險。

而在硅谷，比如在硅谷的搖籃--斯坦福大學這樣的環境中，一個計算機系或者電子工程系的博士生不想創業可能自己都不好意思，而在這種環境下，創業失敗也沒什么可自卑的。

在這里我們看到美國與中國創業的相似之處，中國創業也是“1個Winner加99個Loser”的游戲。

　　歐洲卻并不是如此，法國知名風投Marie Ekeland就表示，歐洲名校樂于灌輸學生“積極競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理念，“而互聯網卻是一個充滿分享和合作、嘗試與失敗的世界，這與他們的整體理念背道而馳”。

綜上分析，我們似乎看到了歐洲與日本在創業氛圍上的某種相同之處，筆者曾經在《中國互聯網創業活力為何碾壓日本？》一文中指出，在日本，VC投資人則相對保守，風險投資人不會輕易將資本撒向創業者，日本文化瞧不起失敗者，日本也是高福利社會，進入大企業工作，其高收入與穩定性與創業者的風險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日本年輕人進入大企業工作本身就意味著已經穿上光鮮靚麗的水晶鞋，他們不愿再脫下鞋子去光腳走路，創業成本與失敗的代價極高。

這與歐洲社會整體上對于創業所持態度以及文化氛圍上似乎并無二致。

　　當然歐洲人怕風險也并非沒有原因，重要原因在于市場分散導致難以形成規模化，歐洲也缺乏統一的市場讓其發展做大。

在中國或者美國，產品推出渠道鋪開面對的是統一的幾億用戶的市場，在歐洲，卻恰恰相反，小國林立，人口稀少、國家政策與語言文化各異成為重大障礙。

據了解，歐洲有28個成員國，這意味著28個不同法規監管稅收與文化市場與市場規則，就拿移動互聯網創業來說，做一個應用程序或者IT類企業級產品，要推廣到整個歐洲市場，要涉及到20多個語言版本與市場定位與用戶需求以及不同的政策限制，也有分析稱，歐洲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稅收、勞工政策，以及各種官僚主義障礙不是初創公司那有限的資源能承擔的起。

　　所以，歐洲同齡人畢業后的首選是在政府或者大企業里找一份安穩的工作，也有創業者指出，歐洲人他更希望聽到的是一個成功的醫生或者是在銀行工作的成功者的故事，而不是一個窮小子的創業故事。

　　歐洲高福利與新興技術產業型公司脫節  是歐洲財政緊縮與高失業率的重要原因　　前面提到，歐洲是“高福利”的社會，而歐洲壓抑創業因子與年輕人選擇穩定的工作也可能恰恰源于其高福利政策。

而對于小公司來說，在歐洲解雇員工需要支付高額的解雇補償金（比如通常都需要支付6 個月的離職金），這對創業者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另外，高福利政策的實施必然需要一個基礎就是技術、創新、工業與互聯網等諸多領域總體上的先進性帶來的高利潤才能讓高福利社會持續運轉，需要有持續不斷的創新性的“高利潤”產品來為“高福利”買單。

但目前來看，歐洲的總體上似乎逐漸匹配不了目前的高福利，歐洲雖然有保時捷、法拉利、歐萊雅、宜家、ZARA、阿瑪尼、費列羅......但這幾乎都是偏向于傳統行業，而不是當前新興產業、IT行業或者顛覆式創新的技術領域。

而在當今移動互聯網時代，歐洲幾乎拿不出太多叫得出名字的互聯網與IT新型技術類產品，整個歐洲市場已經被Google、Facebook、微軟、蘋果們集體攻陷，在手機行業，也是被三星與蘋果主導，另外，據道瓊斯統計數據顯示，全球估值超100億美元的創業企業中有6個分布在美國，2個在亞洲，而這個數字在歐洲是零。

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聯網公司中，美國占了11家，亞洲國家占了9家，而歐洲同樣連一家都沒有。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歐陸的“高福利社會”已經失去了其續存的經濟技術與利潤基礎。

事實上，這也是目前歐洲許多國家步入經濟危機、財政緊縮與高失業率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資本利益集團按慣性與傳統金融等行業進行資金捆綁 限制了創業者的生存空間　　由于歐洲對新興創業者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夠，這樣一來導致的結果是，歐洲資本將錢充分投入到涵蓋金融、房地產、能源、電信、汽車、奢侈品等歐洲原本在傳統行業扎根越深的行業，奢侈品、藥劑師、律師、醫生、金融機構從業者等在內的各種職業越來越強，那么其優勢效應形成的創業創新的阻力就越大，導致資本家與利益集團按照慣性與這些行業進行資金捆綁，從而進一步限制了創業者從側翼顛覆式發展的空間。

這樣一來，技術也被“困”于大公司與歐洲的傳統優勢行業中。

這導致的結果是，創業公司與大企業開始“脫節”，原本可以用在創業領域里的資金也只能用于大企業內部的效率提升。

　　一般來說，成功的創業公司都需要依賴自身的技術與產品優勢從大集團里吸收優秀人才，但現狀是，歐洲的大集團和新企業間也缺乏人才流通機制，這進一步限制了創業公司的發展壯大。

但與此同時，傳統大企業相對強勢，為小創業公司提供了面向企業服務的生存空間。

這也是歐洲許多面向大企業提供各種在線服務，比如數據分析、市場營銷/公關支持、存儲服務等小創業公司可以生存下來的重要原因。

但這終究不是一種健康的創業生態系統。

　　歐洲需要培育適合創業生態體系發展的土壤　　倫敦經濟學院的商業歷史學家萊斯利. 漢娜說，世界大戰后，歐洲永遠都無法恢復往日的輝煌，戰爭的破壞使得歐洲人比以前更加謹慎、規避風險。

但事實上這不是根本原因，人的創業欲望、市場環境、資本流向、產業基因、政策制度設計等因素彼此滲透的程度決定了創業經濟模式發展的程度與創業生態體系的培育，歐洲成為創業的邊緣化之地，某種程度上說，在歐洲，這幾個決定創業爆發的要素并沒有很好地結合在一起。

而歐洲大陸如西班牙等國，其經濟模式則以“國家干預”為基礎，重在“有形之手”，強調政府干預的不可或缺性。

而創業更需要更具活力的市場經濟。

歸根結底，也是歐洲的創業生態系統并未形成整體的閉環，導致創業培育土壤的缺失。

　　近年來，歐盟與歐洲各國均意識到了問題，均已開始在政策上對青年創業有所傾斜，比如開設了不少教育培訓項目。

歐盟2013年通過的總額770億歐元“地平線2020”科研項目基金，其中一個主要方面就是用于應對經濟社會挑戰和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

　　但總的來說，歐洲對于創業的重視與政策上的優化與傾斜力度還不夠，歐洲不缺傳統商鋪，缺少的是發展迅速、規模壯大的創新型公司以及整個市場環境對初創企業的內驅力與扶持力。

目前來看，歐洲要從經濟低迷的溫吞境況中走出來，顯然需要培育整個歐洲大陸的創業生態體系，反之歐洲經濟與創業氛圍則會在邊緣化中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