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元智庫創辦人張庭賓警告稱，未來3年內80%的中國富人將返貧，首當其沖的是礦產、房地產和鋼鐵等重污染領域。

本質而言，是他們精神太過貧乏，物質太過囂張，當社會游戲規則改變時，他們缺乏足夠智慧改變自己，因而守不住財富積累。

　　很多富人精神太過貧乏，物質太過囂張，當社會游戲規則改變時，他們缺乏足夠智慧改變自己，因而守不住財富積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造富運動，無論從人數上，還從財富總量，均令西方瞠目，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一兩百年的歷程。

　　父輩的奢侈品變成我們的必需品　　事實上，經濟發展關系到老百姓生活水平能夠提高。

時評人杜君立認為，在全球化的“大鍋飯”中，勤勞的中國通過供養西方迅速“暴富”：西方得到了享受，中國得到了鈔票或者債券。

如果對人類歷史進行簡單歸納，大體可以分為植物時代和礦物時代。

　　在礦物時代之前的幾千年里，人類始終掙扎在溫飽邊緣，有限的植物資源使戰爭和饑荒周而復始的出現，這就是所謂“馬爾薩斯陷阱”。

但礦物時代顛覆了貧窮的傳統。

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一個前現代的貧窮中國就變成一個后現代的富裕中國，父輩們的奢侈品已經成為我們的必需品。

這無疑是一場財富的革命。

　　植物時代也可以說是農業時代，人類幾乎所有的財富和必需品都無一例外地來自植物。

從瓦特蒸汽機開啟工業革命之后，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了植物時代，但直到200年后的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基本仍然停留在植物時代，一切物質幾乎都依賴土地上植物的生長：食物、木材、棉花、燃料……為了保證每個人的“糊口”問題，中國所有的土地都被種上了莊稼(“以糧為綱”)，實在不能耕種的土地也種上了各種可用作建材或燃料的植物。

　　對一個將近10億人口的中國來說，極其有限的植物生產只能使貧窮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當中國融入全球化經濟大潮時，中國很快就走出了持續數千年的植物時代，全面進入礦物時代。

這一過程僅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上一輩人還是以步行來移動，這一輩人就已經通過汽車和飛機來移動。

　　礦物時代最典型的物質就是石油、煤炭和鋼鐵。

30年時間，中國的石油、煤炭和鋼鐵消耗翻了數十倍，徹底改寫了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的面貌。

對當代中國人來說，食物、衣物、建筑、家具、設備、燃料等各種生活必需品幾乎都來自礦物質，而不再是來自植物。

　　對一個當代人來說，他完全生活在一個礦石物質里：化肥催生的糧食、鋼筋水泥的房屋、鋼鐵海綿的汽車、塑鋼家具、耐磨保暖的化纖衣物、方便的化石燃料……廉價的礦物時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質過剩，自動化機器的普遍使用幾乎消滅了勞動與工作，人成為一種坐享其成的“消費動物”。

　　如果說植物時代人們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進入礦物時代后，人們則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

“我們不只是繼承了祖輩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兒孫的地球。

”經歷數百億年才形成的地礦資源被當代人一朝之間神奇地打開了。

　　不可思議的暴富幾乎前所未有　　從歷史看，我們當下的富裕是如此不可思議，甚至連古代帝王都不一定能享受到我們視為平常的物質生活。

更不可思議的是，一切都發生在短短的30年間。

30年前，人們最奢侈的理想還是吃上一口飽飯、穿上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有一間不漏雨的房子……　　30年后，人們將滿桌的飯菜倒進垃圾桶，衣柜里堆滿從未穿過的新衣，無人居住的新房隨處可見……如果用數據來說，1979年，占中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群體人均存款不足10元，而安徽鳳陽縣每個農民平均存款只有0.5元；2009年，中國成為全球儲蓄最高的國家，人均存款超萬元，而黑領云集的北京人均存款將近10萬。

　　雖然有極其可怕的通貨膨脹和貧富差距，但30年增長了1000倍，這是一個無可質疑的事實。

從1979年到2009年，中國GDP增長了將近100倍，人民幣總量增加了700多倍。

這種高達百倍的物質激增只能用“暴富”來形容。

　　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化肥、鋼材、水泥的生產國和消費國。

過去20年中，中國的鋼鐵、水泥、塑料和化學纖維產量分別提高了5倍、10倍、19倍和30倍。

作為礦物時代的標志物，中國的汽車數量在不到30年里增長了10000倍。

1978年，中國千人汽車擁有量名列世界倒數第一；1985年中國汽車保有量不足2萬輛，如今汽車總數超過2億輛，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憑心而論，這種“暴富”是“技術”的結果，因為我們掘開了地球。

位于黃土高原不毛之地的神木堪稱這種“暴富革命”的典型標本。

僅僅幾年前還是“國家級貧困縣”的神木，因為地下埋藏的“黑金”，一夜之間成為“中國首富”。

　　雖然比起西方國家來，中國仍然是一個“窮國”，但這中國人的暴富并不矛盾。

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的中國一樣有這么多一夜暴富的“暴發戶”和“敗家子”野蠻、貪婪、粗鄙、無恥、惡俗、低智。

事實上，整個中國社會都彌漫著一種“小人乍富”的瘋狂與迷茫，如同一個突然中了頭彩的窮光蛋，一時之間手足無措忘乎所以。

不可忽略的是，在這一輪輪造富潮中，有很多人趁著混沌無序的社會環境，撐鼓了自己的腰包。

　　不同年代暴富的手段大不相同　　1980年代，當時暴發戶主要是“倒爺”，靠特權批出內部低價商品，轉手到市場高價賣出，小到肥皂，中到電視，大到鋼鐵汽車。

其巔峰是1989年牟其中從俄羅斯倒來一架圖154飛機，轉手賣給了四川航空，這讓他成為中國最大的“倒爺”，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對稱，因為他知道俄羅斯飛機賣不出去，卻急需輕工業產品。

據他后來自稱從中賺了8000萬到一億元。

“倒”爺倒得好可以互惠雙方。

不過，在“倒”的過程中，經常會有些頗有爭議的做法。

牟其中便曾同時肩負中國“首富”和“首騙”兩個名號。

另外倒爺有公私之分，亦即官民之別。

民間倒爺名為“私倒”，官家倒爺稱為“官倒”，后者神通當然是更為廣大。

官倒手里一般都有權有勢，通過“批條子”利用價格差行賄受賄、投機詐騙，是上個世紀80年代腐敗的主要形式。

　　上個世紀開始的國企改制潮中，一大批國企員工下崗，而也有一批人因此富起來了。

尤其是當年頗具爭議的民企入股和MBO模式，非常容易出現暗箱操作、導致國資賤賣。

最為著名的案例是顧雛軍，他的“格林柯爾系”瘋狂地擴張，收購虧損的國有企業，還曾將科龍電器扭虧為盈，一度被稱為“國企”救星。

　　而他的每一筆國企收購，都急促而突然，讓更多的質疑涌來，關于他借助大量的關聯交易，以及利用地方政府急于改制的心理促成交易的評論屢見不鮮。

造成輿論高潮的是，2004年8月，郎咸平一篇《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指責顧雛軍使用“七板斧”伎倆，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侵占國家財富，這場著名的郎顧之爭裹挾了很多經濟學家參與其中。

2005年9月顧雛軍正式被捕，2008年因虛假注冊、挪用資金等罪一審獲判有期徒刑十年。

2012年9月6日出獄。

　　1990年A股開啟后，坐莊操縱盛行，大批億萬富豪涌現，以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著名。

“德隆系”表現為一種現象，即一個龐大的金融控股集團，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價無一例外地巨幅上漲。

有點評稱，德隆內外兼修全面控制“老三股”的手法，是一套集各種違規手法—內部交易、市場操縱等—于一身的模式，唐萬新做到了極致。

　　不過，在21世紀初股市低迷中，“德隆系”股票大多數被打回原形，唐氏兄弟也破產入獄。

如廈門遠華案的賴昌星，規模上百億，將大批高官拖下水，最后逃到加拿大也難躲牢獄之災。

據悉，上個世紀潮汕等沿海地區一直有一些“走私致富”的神話。

譬如，當時，潮汕形成一個個采購、運輸、銷售、融資等職能分工明確的集團。

湛江一些走私團伙也從家族式管理走向社會化，與汕頭、香港等地的走私分子勾結，規模化作業。

在這些地區，最富的人大多是有走私嫌疑的人。

　　當年的金融市場違規操作，讓很多人渾水摸魚，成了富豪。

據說，當年的“327國債”事件至少讓四個人完成了原始積累，或者發了大財：當時28歲的魏東，29歲的袁寶璟，34歲的周正毅以及30歲的劉漢。

在327國債事件中，有消息稱魏東個人賺了約2個億，隨后他的公司控股了九芝堂、千金藥業和國金證券等，成為資本市場上叱咤風云的人物。

但在2008年，他突然在北京家中跳樓身亡，年僅41歲，身后留下了巨大的謎團。

　　進入新世紀，國內百億級、千億級富豪層出不窮，這來自于三個歷史性的機遇。

　　一是“世界工廠”。

國際資本與中國廉價勞動力結合，西方市場向中國打開，很多民營制造業老板抓住這個機遇，由此身家十倍增長，成為億萬富豪。

　　二是“房地產市場化和礦產私有化”。

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創造了一種斂財模式，把原本屬于全民的土地，以招拍掛制度將價格推到了中國普通居民承受力的極限，這個超級泡沫背后的財富再分配造就了一個人類空前的富豪集群。

如今中國億萬富豪中近一半是房產商，身家最高的如王健林如今已經超過1000億元；　　三是“人民幣升值引發國際熱錢投機中國”，助推了2007年的超級A股大泡沫頂峰、2011年創業板造富頂峰、2013年樓市頂峰。

　　當然，造富運動的渠道還有很多，如大型連鎖式商業企業、煤炭、礦山等行業。

中國式的造富運動，從八十年代初的“萬元戶”到現在的億萬富翁，前后才三十年。

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已高達數萬億，億萬富翁已多達千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擠進全球富豪榜中。

　　暴富并沒有讓大家感到幸福安全　　在欲望和金錢面前，人的想象力總顯得如此貧乏。

雖然我們所擁有的物質財富是30年前父輩們的幾十倍上百倍，但我們的滿足感和幸福感并沒有提高太多。

　　全球知名財經媒體《福布斯》中文版聯合宜信財富發布最新調研成果《2015中國大眾富裕階層財富白皮書》報告顯示，2014年底中國私人可投資資產總額約106.2萬億元，年增長12.8%，主要由股票、基金、債券等金融性資產增長所帶動。

預計2015年底，中國私人可投資資產總額將達到114.5萬億元。

　　2014年末，中國大眾富裕階層的人數達到1388萬人，同比增長15.9%。

預計到2015年底人數將達到1528萬人。

參考國際通行標準，福布斯中文版定義的大眾富裕階層是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60萬人民幣至600萬人民幣之間(約10萬美元——100萬美元)的中國中產階級群體。

其中，個人可投資資產包括個人持有的流動性資產，如現金、存款、股票、基金、債券、保險及其他金融性理財產品，以及個人持有的投資性房產等。

　　有媒體稱，繼上世紀70年代的勞工移民潮以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技術、留學移民潮之后，現下的中國迎來了第三波大規模的移民潮，社會精英和新富階層是“出走”的主力軍，主要手段是境外投資，因此又被稱為是移資潮。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律科學博士胡天龍認為，中國富人階層在強大物質基礎上完成移民基于三大動因：關注子女教育；保值增值需要；追求生活質量。

為子女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是富豪海外投資的首因。

胡潤此前統計稱，85%的千萬富豪為子女選擇國際化教育，其中中學留學的比例高達56%。

這一趨勢帶動了海外房地產市場。

　　基于方便移民、以房養學、較低價格和永久產權等考慮，中國富豪紛紛選擇在海外置產，其中擁有海外資產的已達1/3，在尚沒有海外資產的富豪中，也有將近30%的人在未來3年有進行海外投資的計劃。

　　為迎合這一趨勢，不少國家為來自中國的財富開通了綠道。

自去年年底開始，很多國家的對華簽證政策都有放寬，比如：中國公民赴美商業旅游簽證延長至10年；中國和加拿大就互發有效期最長為10年的簽證達成一致；日本取消對華個人游客多次往返簽證對高收入階層的訪地限制，有效期延長至5年。

各國對華簽證政策放寬的消息不斷傳出。

　　子女教育考量以外，43%的富翁把保障財富安全作為投資移民考慮的第二大因素。

“由于目前資本市場處于低潮期，國內資本流動出現限制、跨區域投資政策不透明等因素，持有大量資產的企業主在投資方向和目標上出現偏差和真空，難以維持此前相對理想的發展速度和企業收益，因此希望從國外尋求途徑，實現資產的增值。

”胡天龍說。

　　相對而言，發達國家的市場經營較為完善，國內私營和個體經營者希望通過移民方式到商業競爭更為規范的環境中取得融資便利等條件。

獲得一些發達國家的居民身份，也確實更容易在世界各國進行商務旅行，有利于企業進入國際市場。

類似例子在國外稀松平常，有歐洲商人為了投資方便而獲取美國綠卡，也有美國中小企業者為了發展，轉換身份到澳大利亞、拉美國家等進行投資。

另外，人民幣與國際貨幣匯差對成本和利潤的影響，促使高資產群體轉移部分資產以保值。

　　富豪的不安全感還出于對“原罪”和“仇富”的擔憂。

胡天龍認為，部分個體經營者在獲取財富的初始階段，利用了社會制度轉型期的便利、道德體系轉換時出現的漏洞，所獲得的財富處于“灰色狀態”，他們擔心國家會對擁有非法私產的個人展開“秋后算賬”，便傾向于把財富轉移到私人財產保護體系更完善的國家，以分散和規避風險。

另外，國內部分人對富人的仇視，使得富豪對未來的變化產生不確定感，從而到國外尋求安定的環境。

　　尋求更高的生活品質、可多生子女等也是投資移民的實際考慮。

胡天龍說，目前中國處于經濟社會、人文發展的敏感階段，具有經濟實力的人群更希望在法律制度健全的環境下尋求更高的生活品質，比如享受清潔的空氣、放心的食品、健全的社保體系、完善的公共服務、便捷的旅游出行等，而這些生活條件國內有錢也未必買得到。

　　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求卻永無止境。

大量生產帶來的豐裕與過剩已經成為礦物時代的基本狀態，一方面人們從滿足需要走向滿足欲望，炫耀和囤積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另一方面，產能過剩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和失業危機。

財富在放大富人榮譽感的同時，也加深了窮人的罪惡感，從而破壞人與人之間的認同與信任，導致整個社會的幸福感缺乏。

　　在活著的問題解決之后，活法就成為最大的難題。

你幸福嗎？你缺什么？這是當下最流行的“慰問”。

在“拆哪”面前，人類延續數千年的物質傳承習慣已經崩潰，一次性成為礦物時代最典型的生活方式。

　　人是一種健忘的動物。

面對歷史豐厚的饋贈，我們只是此時此刻的即時存在。

在一個浮躁淺薄的暴富時代，我們不僅失去了關于歷史的自省與謙卑，也失去了關于未來的擔當與想象。

　　世事陰陽轉化，所謂福兮禍伏，瘋狂造富的另一面是涸澤而漁，危機潛伏。

世界工廠以中國有限的資源為全球生產，透支國民青春健康，造成霧霾污水的環境災難。

　　隨著“世界工廠、樓市和人民幣升值”三大泡沫幻滅，中國再也支撐不起五大高消耗的平衡：昂貴政府、世界工廠、送禮外交、高成本金融，以及國人追求的美國式高消耗生活方式。

中國勢必要向下尋找低物質消耗的平衡，這個過程將是痛苦的，它的表現方式是經濟金融危機。

　　中國的多數富人仍沉醉在財富神話中，貪婪而傲慢，很少人意識到未來危機的嚴峻性，他們雖在中國國內是逞威的狼，然而現正面臨全球虎豹的圍獵。

即便有所警覺，也大多數缺乏應對突圍的能力。

如今中國億萬富豪中近一半是房產商，但樓市泡沫總有一天會破滅，到那一天，富人圈會愛紅邊沿。

　　就在當下，樓市下行，已經讓很多房地產商資金鏈斷裂，甚至跑路。

以信托、私人銀行為代表的富人理財方式已經出現了大面積違約的兆頭。

標普統計中國企業借款14萬億美元全球第一，影子銀行融資占三分之一，這將是一個不定時的炸藥包。

　　在上一波造富潮中，“世界工廠”成為一大推手。

很多民營制造業老板抓住這個機遇，由此身家十倍增長，成為億萬富豪。

但如今，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不再，大面積的低端制造產業無法升級轉型，等待他們的，只有破產和財富大量縮水。

以前美元貶值熱錢涌入曾對中國造富錦上添花，而今美元復興熱錢外流，難免對中國落井下石。

　　有點評稱，人民幣貶值可能導致此前借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暴富的富豪資產大幅縮水。

一些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被吹脹的產業最終會現出原型，譬如以施正榮、彭小峰等為代表的光伏富豪，如今只能承受潮水退去后的“裸泳”。

而這樣的產業，還有多少呢？　　富二代接班已經成為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最大的心頭痛。

譬如此前媒體報道的山西**集團董事長李**，其接班的十年，也是家族實業盛極而衰的十年。

富二代如果沒有力挽狂瀾的能力，很難在未來的變局中守業。

　　中華元智庫創辦人張庭賓警告稱，未來3年內80%的中國富人將返貧，首當其沖的是礦產、房地產和鋼鐵等重污染領域。

本質而言，是他們精神太過貧乏，物質太過囂張，當社會游戲規則改變時，他們缺乏足夠智慧改變自己，因而守不住財富積累。

　　正如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盛世危言：“我們擁有的財富史無前例，我們從中所得之少也史無前例。

……人們正在過剩的豐裕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