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天即將接近尾聲的時候，我那富有的丈夫艾倫·馬斯克提起了離婚訴訟，他是一個事業很成功的男人，也是我五個年幼孩子的父親。

6個星期過后，他發短信告訴我，他已經和一個來自英國的魅力女星訂婚。

她名叫Talulah Riley，20多歲，已經搬到洛杉磯和丈夫同住，曾經飾演過2005版傲慢與偏見中姐妹中的一個。

讓我感到驚訝的兩件事是：1、傲慢與偏見真的是一部不錯的電影；2、我和這個男人的生活已經成為過去式。

最起碼她以前不是一個金發女郎，我感到些許新鮮。

大學校園初識艾倫我第一次見到艾倫時，我也不是金發女郎。

那時我是一個頗有抱負的作家，來自一個小鎮，剛從一段復雜的情感糾葛中脫身，離開了比我年長的初戀男友，只身一人來到加拿大安大略女王大學，開始了第一年的學習生活。

艾倫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白馬王子的形象。

他大我一個年級，出身于上流社會，外表整潔利落，說話時帶著一口南非腔。

一天下午，在回宿舍的樓梯間，他出現在了我的面前。

他說，我們本可以在一次派對上相遇的，只是那時我沒去。

（多年以后，他向我坦白說他在公共間的時候瞄上了我，此后決定要同我見面）他要請我到外面去吃冰激凌，我當時答應了，但后來卻又反悔了，只在宿舍門上貼了張紙條，告訴他我不想去了。

那時我呆在學生中心的一間悶熱的房間里，埋頭閱讀西班牙語課文，幾個小時后，我聽到了背后輕輕的咳嗽聲。

回頭一看，艾倫尷尬地沖我笑，他手中的兩個巧克力冰激凌筒正往下滴，他是那種會帶著東西來詢問答案的男生。

他是一個十足的科技男，在家的時候老愛鉆研數字、商業和邏輯方面的問題。

我并不是他唯一追求的女生，但他轉到沃爾頓商學院后還是堅持給我送玫瑰。

他來我們學校看望朋友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很樂意和他一起吃晚餐。

有一次，我們一起去書店，我指著書架說，“我希望有一天我自己的書也會擺在這個架子上”。

在這之前，我和一個女性朋友也提過自己的想法，當時她放聲大笑，差點崴到自己的腳。

但艾倫的態度卻一本正經的，好像頗為觸動。

這也是第一次一個男生認為我的抱負——而不是我的長頭發和小蠻腰——讓人著迷。

以前的男朋友都抱怨我競爭性太強，但只有艾倫說“你的靈魂中有一團烈焰”，當他告訴我“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能真切地體會到他的意思。

我畢業之后，在日本教了一年的英語課程，那時艾倫和我都在忙各自的事情，暫時分開了。

回到加拿大后，我找了一份吧臺的工作，一邊創作自己的小說，一邊思量著去日本還是讀研。

有一天晚上，我對妹妹說，“要是艾倫再打電話給我，我就會繼續讀書，也許曾經我在那里遺落了什么東西。

”一個星期之后，他撥通了我的電話。

艾倫的第一次創業和我們的感情升華研究生畢業后，他搬到了硅谷。

他和另外三個室友在Rarefied合租了一套公寓，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Zip2。

接下來我不斷跑過去看他。

一天晚上，吃晚餐的時候，他問我想要幾個孩子，“一個或者兩個，”我爽快地回答，“但如果我請得起保姆，我就想要四個。

”他笑了笑，“這就是我們兩之間的區別，”他說，“我只是假設我有保姆”，他揮動著手臂，做了一個搖滾的動作，然后歡快地叫了聲，“寶貝”。

然后他帶我進了一家書店，將他的信用卡遞給我，“你想要多少書，就買多少，”他說，那時候我覺著他簡直是世界上最甜蜜的男人。

兩年過后——離我們2000年1月份的婚禮兩個月——艾倫告訴我他約了一位律師，幫助我們簽訂一份“財務協議”，這是他新公司的董事會提出的要求。

我怔怔地看著他時，他馬上解釋到，“這可不是婚前協定”。

如果說之前我只是和這個20多歲的干勁十足的小伙子約會，那么現在我和這個有錢人訂婚了。

艾倫出售了 Zip2，他之前與多家報紙合作，并幫助他們上線，1999年，也就是一年前，一夜之間，zip2的價值已經超過了2000萬美金。

他購買了一套1800平方英寸的公寓（之后還改裝了），一輛百萬邁凱輪f1跑車，還有一架小飛機。

我們還是像往常一樣過日子（除了新增的飛行課之外），我有時候會覺得艾倫的財富是那么的抽象、不真實，這件事情本身似乎總存在一種無以名狀的虛無。

我感到很不安，時常開玩笑說他哪一天會為了某個超級模特拋棄我。

事實上，他向我求婚了，在一個街角，單膝跪地，爭得我的許諾。

艾倫的第二次創業和我們的婚后生活他將新賺取財富中的大部分，投入了他的第二家公司 X，一家網上銀行機構，后來又發展成為現在的 PayPal（網上支付公司）。

也許這家公司的董事會也催促他簽訂一個"財務協定"。

我當時不明白為何他將我引入一種“調解”程序，現在我才明白這意味著我們所說所做都是保密的，而且不能成為法庭證詞。

但那時候我沒時間去想達成“調解”這回事，也沒去深究它的利弊，實則，它很少為關系中弱勢的那方服務。

多年以后，我才才開始用心學習這些東西。

我們結婚2個月后，我爽快地簽了一份婚后協定。

我信賴我的丈夫——我嫁給他難道是為了其它的東西么？——我告訴自己，一切都很好。

我們是靈魂的伴侶。

我們不可能離婚。

我無法想象沒有艾倫的生活將會是何種光景，這一點在他求婚的幾個月前我就意識到了。

那是在他朋友結婚前，一個暖春的午后，我們睡在一起小憩，我將手臂環繞在他的胸膛上，覺得他簡直就是我的亞歷山大大帝，并且只屬于我一個人。

但是，我們的關系還是出現了一些“警示信號”。

在婚禮招待會上，我和艾倫共享舞曲時，他對我說，“這段感情中，我是主宰者”，當時我只是像之前簽婚前協定那樣，不以為意的聳聳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慢慢發現他說那句話時是很認真的。

他成長于南非那種以男性為主導的文化背景中，競爭和征服的意志幫助他在商業領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便回到家中，他也難以放下這種心智模式。

這就導致了我們之間巨大的經濟失衡。

我們結婚后的幾個月里，某種機制開始形成，并主導了我們的關系。

艾倫總是以自己的判斷來震懾我，不斷地向我發難，指責我的不完善。

“我是你的妻子啊！”我一次又一次地對他說，“我不是你的雇員。

”“如果你是我的雇員”，他也經常說，“我一定會把你炒掉。

”PayPal出售，第一個孩子的去世，讓艾倫在婚姻中變成“情感操縱”者2002年，eBay收購 PayPal的時候，我們搬到了洛杉磯，并且有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取名叫做Nevada Alexander。

出售 PayPal后，艾倫的凈資產一躍過億。

那個星期，我將Nevada放入搖籃午睡，像往常那樣仰面朝上，但.....他突然停止了呼吸，那時他才10個星期大，是男性嬰兒最容易患上SIDS（嬰兒猝死綜合征）的時期。

當醫護人員趕到對他實施搶救時，他已經因長時缺氧而腦死亡了。

我們將他送進了橘子郡的一家醫院做生命維持治療，但三天過后，我們決定放棄。

他死時，我將他緊緊抱在懷中。

艾倫很明確地表示不想談論 Nevada的死，我很不理解他這一點，就像他不理解我為什么總在別人面前表達自己的哀痛一樣，他認為我是進行“情感操縱”。

所以后來我只將自己的情感埋藏在心里，不到兩個月，我開始去拜訪一家試管嬰兒診所。

艾倫和我想盡快再懷上孩子。

接下來的五年里，我生了一對雙胞胎，然后又產下三胞胎，同時，我向賣了三本小說給Penguin and Simon & Schuster出版公司。

即便這樣， Nevada的死還是困擾了我整整一年，我情緒低落，精神也近乎恍惚，要不是保姆注意到了我的內心的掙扎，那種狀態恐怕要持續到今天。

她給我介紹了一位理療師，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開始了治療。

后來，我對生活又重燃了信心。

我們第一次住的芒廷維尤那個擁擠擁擠不堪的公寓仿佛已經成為古老的歷史，如今我們住在貝爾艾爾山上的一所600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呼吸著稀薄的空氣。

結婚7年以來，我們請了五名家政人員，白天，我們的家就變成了工作場所。

我們參加了募捐晚會，在好萊塢夜總會預定了最好的位置， 那時帕麗斯·希爾頓（美國名模，設計師）和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著名男演員，《泰坦尼克號》中Jack的飾演者）就坐在我們隔壁。

拉里·佩奇（谷歌創始人之一）在Richard Branson加勒比私人小島舉行婚禮的時候，我們也參加了，還和約翰·庫薩克（男演員）一起參觀了海邊別墅，目睹了博諾·沃克斯（愛爾蘭老牌搖滾樂隊U2的主唱）和一群癡迷的女粉絲在接待棚外面拍合照。

旅行的時候，我們驅車去飛機場，登上艾倫的私人飛機，那里的私人空乘還會遞給我們一支香檳。

整個下午，我和達麗爾·漢納（著名女演員）一起，在圣何塞溜達，當她進入一家星巴克，那里的咖啡師問她的名字，她漫不經心地答道，“達麗爾”，隨后引起了一陣轟動。

這正是夢想中的生活方式，優越、超現實。

但是，這種旋風般的光耀，總無法掩蓋它中心的那個空白。

艾倫一頭扎在工作中：他回到家后，心思卻在別處。

我渴望兩人之間深度的、真誠的交流，以此來激發共鳴和親密感。

為了艾倫的事業，我犧牲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卻對我說，“你書讀得太多了”，且對我的交稿日期持無所謂的態度。

這感覺起來像一種蠻橫的漠視，與他以前對我的支持態度截然相反。

為了房子和孩子睡覺時間安排之類的事情，我們發生了爭吵，我的錯誤總會被無限的放大。

我覺得自己在他眼中毫無價值感，也開始思考也許是五個小孩影響了兩人的關系。

意外的車禍后，婚姻變故，我變成“花瓶妻子”2008年春天，也就是我們結婚8年后，一場車禍把我從“睡夢”中驚醒。

撞車的那個時刻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腦海里：我清楚的記得對方的面容，那時她正拿著一個手機打電話，驚恐地看著我，一切都是如此地清晰，我們之間的距離好似驀然間消失了。

她的車撞上我的，車身金屬變了形，汽車因阻力停了下來的那刻，我的第一反應居然不是“謝天謝地，我們都沒受傷”，而是，“丈夫一定會殺了我的”。

透過內心，我看到了一個這樣的自己：一個瘦削的金發女人，跌跌撞撞地從一輛豪車里走出來，車的前輪已經被撞扁了。

我簡直認不出自己這副模樣了。

我已變成了一個花瓶妻子———對此我深惡痛絕。

我沒能細心周到的管好一個家，做一名完美的女主人。

當一些男人在高談闊論，女人們微笑傾聽時，我無法抑制住胸中的煩悶。

我對 Botox（保妥適，在美容中通常用于除皺及瘦臉）、化妝品以及祛除妊娠疤痕都不感興趣。

不論我身上有多少亮點，艾倫總強迫我維持金發女郎的形象，“染銀灰色吧”他總這樣要求，我則總是拒絕。

車禍不久后的一天，我蜷腿坐在床上，胸脯貼著膝蓋，兩眼淚光閃爍。

我告訴艾倫，語氣溫柔，但十分堅定，“我們的生活必須改變”。

我不愿只是富有丈夫生活中的旁觀者，我要平等。

我需要愛，也需要被愛，就像以前他還沒有賺到很多錢的時候那樣。

艾倫同意和我一起去心理咨詢，但那時他經營了兩家公司，面對巨大的壓力。

三個療程過后（一個月），他向我發出了最后通牒：我們要么今天就解決婚姻問題，要么明天離婚，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們的現狀在我看來可行，所以于你應該也沒什么問題。

第二天早晨，他提起離婚訴訟，我腦中頓時一片麻木，但卻感到出奇地釋然。

簽訂婚后協定八年后，我才開始懂得自己之前所做的究竟意味著什么。

作為一個處在婚姻關系中的人，我居然草率地放棄了自己所有的權利，包括對于夫妻公共財產的要求，當然，除了我們的房子，因為我們有了第一個小孩之后，房子就授予了我。

但是，我的律師擺出了一條能證明婚后協議無效的理論。

婚后協議不像婚前協定，要求財務完全公開，其依據是“夫妻誠信義務”，即夫妻一方應該在經濟事務上對另一方開誠布公。

我們簽協議的那段時期，艾倫正忙于X和Confinity兩家公司合并業務。

這兩家公司稱成了后來的PayPal，這使得X公司的股值比他在婚后協議中的標注值高出了百萬美元。

據我的律師透露，若非為了維護調解的保密性，他這樣做不管是蓄意的還是眼光長遠，我都可以聲明這個合同具有欺詐性質，因而是無效的。

一旦我們簽訂了協議，這個階段就結束了，而不是終止于我離開律師辦公室或我們結婚的時候。

這個決定我們婚姻官司結果的問題，在加利福尼亞的法律體系中游移了兩年多，它涉及一個法律難題：調解保密能踐踏夫妻誠信義務么，或者反過來？我們分開兩年后，開始對簿公堂。

法官做出了有利于艾倫的判決，但強調這個案件的特殊性，馬上開具了上訴請求批文，一年多之后，事情才得以解決。

與艾倫離婚后我的新生活在我們分開的那幾個月里，我剪了頭發，還染了其它的顏色。

我和以前認識的一個男人建立了友誼，后來還發展成了一段羅曼史。

一天晚上他帶我去參加了Eve Ensler的新劇本讀書會。

我們看到阿里安娜·赫芬頓（美國政治博客Huffington Post共同創始人）坐在第一排時，他告訴我，“這里是女強人的中心”。

他還告知了我觀眾中其他一些優秀的女性，我才開始意識到我所生活的這個社交圈子：那些廣受歡迎的女性，都是富人們年輕的妻子或女友，或者是為他們服務的私人助理。

女人過了30歲之后，就要開始黯然失色了。

女人的雄心（除了打扮、購物、居家之外）成了她們的桎梏。

坐在觀眾席中，看著眼前的這一切，我感到又可以自由地書寫人生了。

每次涉及到孩子的事情，我就會和他的助理交涉。

雖然我和艾倫越來越疏離，但我從來沒對這場婚姻后悔過。

我曾經也一度憤怒過，為艾倫對我的拋棄，以及我自己的異想天開（我本應該更清醒）。

但我始終還是敬佩他那種聰穎睿智的人。

對于離婚，我也不后悔（我們從此分道揚鑣，即算我們的財產問題沒有解決，我們的婚姻從法律角度來看已經終結了）。

孩子們在健康成長，我和艾倫共同擁有對他們的監護權。

現在的我，內心寧靜，對于生活，我時常報以深深的感激之情。

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在離婚訴訟的過程中，我和她的未婚妻都覺得自己和對方很投緣。

旁人也許會感到疑惑，為什么我沒有憤怒到直接拿筷子戳她的眼睛。

“這就好似一部法國電影”，朋友Talulah這樣說，我給她發了一份郵件：我寧愿是一部分法國電影，兩個女人成了很好的朋友，還經常一起思索各種哲學問題。

不像美國電影那樣，總有一個正面角色和一個反面角色，雙方斗得不可開交，而且一個還被另一個扔出了陽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