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世界上第一家孵化器巴達維亞工業中心在美國紐約州誕生。

1987年，中國首家孵化器在湖北省創立，如今，這家名為“武漢東湖新技術創業中心”的孵化器已走過28年歷程。

就是這樣一個并不新鮮的概念，在2015年迎來了超級大爆炸——來自科技部的數據顯示，2015年國內新增各類創業孵化器4000多家。

而在2015年之前，28年來的孵化器數量總計還不到1600家。

數據對比很夸張。

某種程度上，孵化器熱潮，為眾多創業者和團隊提供了各類價值級別的創業服務，也孕育出了一些創業明星，極大降低了創業成本。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瘋狂擴張也讓各類孵化器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創業服務資源同質化、服務效率低下、投入成本高等問題更加突出。

即便在北京，中國式孵化器——無論官辦還是民營，也沒有找到一條真正適合中國孵化器發展經營之路。

更值得思考的是，創業者是否真需要這么多的孵化器?是否真的滿足了他們需求?我們希望，通過本期的深度摸底報道和孵化器地圖樣本，為國內的孵化器從業者帶來一些借鑒思考。

爭搶創業者發展迅猛的孵化器正昂首闊步向三四線城市進軍，多個省市不斷上馬動輒數百畝甚至數千畝的孵化器或孵化基地，更多的創業者也把創辦孵化器作為創業者新方向。

劉虹妤，原《21世紀經濟報道》市場中心公關總監，2015年年初辭職，并于9月創辦超維星球孵化器，為3D產業創業者提供技術支持和產業資源對接。

之所以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她目睹著身邊越來越的人，頭銜之上多了另外一個身份：某某孵化器創始人或合伙人。

“同事王晶，去了長城會旗下一家機器人咖啡館的孵化器;報社財務總監也在廣州創辦了一個做財務、法律引導的孵化器⋯⋯”天使AC加速器CEO徐勇對此也感受頗深，他去美國出差，在丹佛郊區一個很小的小鎮上路邊碰到一個華人老太太，華人老太太聽說他來自中國，就問他是不是做孵化器的，因為“來的每個中國人都說要做孵化器”。

他回到北京，與一個朋友約好見面，結果朋友臨時爽約，因為一個開夜總會的老總要轉型做孵化器，要他的朋友陪著考察中關村的孵化器。

“我要辭職出來創業，做一個純民營的孵化器。

”2015年6月底，“80后”盧宇翔告訴前來調研的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主要領導。

彼時，他還在負責運營四川全省，乃至西部最大的互聯網專業孵化器——創業場。

那時的成都市，剛剛提出“創業之城”口號，青蓉匯、眾創空間聯盟等10家眾創空間納入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體系。

盧宇翔和前同事、同為“80后”的李欣和杜婷婷一拍即合：“很多孵化園，看起來企業裝得滿滿的，沒有什么不同，但其實每一家公司每一天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他們的想法，是創建一個“孵化占股與導師制”為核心的新型孵化器。

到了2015年12月初，在成都市南門某電影院3號廳，盧宇翔的“NEXT”迎來了誕生199天的重要時刻——孵化器里8個創業項目路演的VCR。

站在電影院門口，盧宇翔滿面笑容地握住每位來賓的手，希望對方多提意見，“更希望對方入駐他的園區”。

“辦一個創業孵化器”，這是很多人的時尚說法。

江蘇無錫的顧建偉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10月20日之前，顧建偉還是無錫北塘區副區長、區政府黨組成員。

這一天之后，他“四十不惑，想換個活法，重新開始”，短短兩個月中，他創辦并擔任總經理的無錫創客空間孵化器有限公司，已開創了兩個“眾創空間”，還有2個正在籌劃。

瘋狂的還有各地政府機構。

翁士瀚，Platform88 聯合創始人，他對此的經歷是：“我最近和中國某城市的當地官員吃飯，席間得知他們正在建立各種孵化器，按城區來建!他們似乎是在鼓勵人們不要找工作，全都到孵化機構來。

”數量太多，大家都吃不飽根據科技部定義，創業孵化器是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培養高新技術企業和企業家為宗旨的科技創業服務載體。

但現實是，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帶來的創業潮刺激，進入孵化器產業已成為各行業投資新方向——哪怕它和科技并無任何關系。

比如聞風而動房地產商。

毛大慶的優客工場定位于創業加速器;潘石屹推出SOHO 3Q，綠地控股推出創業工坊，從創客到you+再到超級蜂巢，一處處一棟棟為創業者而搭建的社區正在崛地而起。

“孵化器數量已遠高于創業項目的需求量，很多孵化器、眾創空間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

”深圳硬蛋科技副總裁劉宏姣說。

這造成了大多數孵化器都“吃不飽”。

以深圳為例，2015年深圳創業者有1萬余人，孵化器卻有一百多家，每家可容納創業者上千人，但平均到每家的創業者數量只有100人左右。

來自彭博社數據的顯示，“自2010年來，中國初創企業數量每年以將近100%的速度增長，到2014年達到161萬家”“這一速度全球稱冠，幾乎是排在第二名的英國的兩倍，也遠遠高于美國”。

目前，雖然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每分鐘誕生8家企業，這是今年前三季度創業的中國速度;拉動GDP增速約0.5個百分點，這是前三季度創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

“盡管如此，但隨著孵化器越來越多，還是感覺創業者都不夠用了。

”一位投資人感嘆，盡管現在創業者眾多，但擁有資金的平臺、投資人也不少，而優質項目就那么多，如何吸引這些項目來自家孵化，已經是不得不考慮的事情了。

一位觀察人士也說，目前，不少省市出現了以孵化器或企業總部基地等為代表的工業地產項目。

一些入駐企業迅速將房產作為投資品轉手售賣，導致許多總部基地空置率上升，有的孵化器甚至被稱作“鬼城”。

在這種情況下，創業者的胃口也越來越大。

一位投資人說，他注意到很多創業者頻繁轉戰各個孵化器之間。

創業者從A機構運營6個月，之后到B機構運營6個月，這樣做只是為了獲取更多門路和關系網。

在重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孵化器內部人士對此一肚子苦水：他好不容易招了一家優質硬件智能創業公司回來，租金、水電幾乎全免，只需要股權投資。

本來雙方已經達成口頭協議，結果創業公司第二天就抬價了，最后雙方鬧掰。

一窩蜂上馬背后，有著典型的中國特色歷史原因。

目前，國內孵化器大致可分為四類：其一由政府或非盈利團體主辦;其二由大學主辦;其三是私營企業或個人投資者主辦;其四是由政府或基金會等非盈利團體出資、私人經營的復合型孵化器，各主辦方分別獲得各自利益。

相關數據表明，在2015年之前，國內七成左右的孵化器有著官方背景。

這類國家隊孵化器通常是對外招商引資的渠道，以引入稅源和解決就業為目標導向。

“名曰孵化器，本質是地產”。

同質化嚴重，生存是個大問題創業熱潮褪去之后，孵化器就會死一大片。

不過，這種創新型轉型還道路漫長，其效果也有待檢驗。

過去1年中，36氪空間CEO田智勇跑到全國20多個城市做市場調研，他發現一個問題，除了創業者常掛在嘴上的“北上廣深杭”之外，其他城市的創業配套服務實際上是比較落后的，而且同質化、空心化現象嚴重。

“孵化器現在是一哄而上的非理性發展，很多根本經不起適者生存的殘酷考驗。

”劉虹妤就認為，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創業熱潮褪去之后，孵化器死一大片。

如何生存是個大問題。

“對所有民營自主孵化器而言，生存都是考慮的第一要素。

”多位孵化器內部人士說。

有業內人士估計，在全國多達數千家的企業孵化器中，高達九成孵化器正面臨著生存壓力。

目前，一個孵化器的盈利模式基本上有兩種：第一種是商業地產租金收入模式，第二種是孵化器有多種業務，商業地產業務不賺錢甚至虧錢，但用如投資等其他業務進行收益，比如入股創業公司，實現孵化器整體性的盈利。

第一種方式是直接的，第二種方式需要二次轉移支付。

從創新轉型、美國以色列先進經驗等角度看，第二種方式是必須走的道路。

這并不容易。

“孵化器必須掙錢，不掙錢我們就不做。

”在一次董事會上，顧建偉向股東們講述了自己的野心：打算將“孵化器的運營服務”打包成產品，賣給全國的孵化器;也打算做股權眾籌平臺，還要做私募基金……但是，這些在北京創業咖啡館里每天讓人聽出繭子的創意，在江蘇無錫卻顯得水土不服甚至難以理解。

創新轉型路崎嶇，首先必須要生存。

因此最終的結果是，瘋狂擴張的孵化器，最后越來越多的淪為收租金的“物業公司”。

相關數據顯示，有41%的孵化器，其收入結構總體上仍然以房租收入為主。

在南京建鄴區，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園區房子還沒完全建好，就已經全部出租了。

租戶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一些商貿流通、生產制造企業，初創科技企業數量少之又少。

而很多做孵化器的天使投資人，則逐漸熱衷于政府補貼、資金申請、炒作地產項目，或者干脆轉型VC融快錢，“真正能為創業者創造價值的，可能沒有幾家。

”創業者，不僅需要代辦工商稅務對絕大多數初創企業來說，他們更關心的問題是，想要的孵化器的功能是什么?為企業診斷問題、規劃財務，還是參加各種路演演講?“2015年7月回東莞創業，花了兩個月時間走訪東莞多個孵化器，在交流的過程當中發現，多個孵化器坦言沒有專門的對接團隊，不少是一人包辦，而且過多糾結形象問題，感覺項目的成功偶發性更多一點，這不是一個健康的模式。

”一位來自東莞的創業者說，目前一些創業項目或缺少提煉，或有潛力但很凌亂，或者有的是為了創業而創業，各種不同情況，都應該有不同豐富經驗的人專門應對。

而各大孵化器引以為豪的“導師制”、“路演制”也漸漸讓不少創業者反感。

“曾經一個月參加6到7次路演。

”一位入駐孵化器的創業者表示，路演是需要的，可以有曝光、有針對性的跟進項目、接觸投資人等，但“真正專業的投資人很少，或者他們不是對我這一個項目所屬領域了解的人，因此他們不能給出十分有價值的意見。

路演耗費的精力太大，反而沒有時間去研發產品。

”不少創業者表示，初期創業真的很難，時間寶貴，資源少，應該將更多精力集中在產品研發上，但很多時候入駐孵化器后成為其對外宣傳的招牌，“應由創業者決定是否出席這一類宣傳的、可去可不去的活動”。

一位不具名的創業者表示。

“至于掛在墻上的導師，一是從來沒有來過，二是即便來演講了一次，對我們又有多大作用?”此外，目前不少孵化器在工商、稅務方面代辦方面確實逐漸配套完善。

但在法律、股權等事關企業未來生死的基礎論壇方面則很少，“少有機構能夠真正沉下心來幫助創業者。

”多位創業者無奈的說。

總體來講，孵化器是好事，但是不要讓中國變成一個孵化器最多的國家，不要遍地都是孵化器。

——中國最早的風險投資人、IDG資本創始合伙人熊曉鴿創業孵化器全國重點城市樣本地圖北京：北京是國內創業者最多，孵化器最多的城市。

僅僅在中關村大街上，已經有世界一流的創業孵化服務機構近百家：車庫咖啡、3W咖啡、Binggo咖啡、飛馬旅、36氪、言幾又、創業家、聯想之星、天使匯、JD+智能奶茶館……北京孕育出的明星企業也最多，相關數據顯示從孵化器的企業有43家已在境內外上市。

不過，可能是臨近年末，也可能是和資本寒冬有些關系，整條街的人氣并不如以前那么爆棚。

路邊大大小小的咖啡館也都沒什么人。

一家名為“66號成長屋”的店面里，負責人正在沙發上打瞌睡。

36氪氪空間ceo田智勇也表示，盡管資本寒冬，但在他看來，對孵化器來說反而是好事，因為少了很多不靠譜的創業者，讓他們提前離場。

深圳：2015年6月，深圳市出臺《促進創客發展三年行動計劃》，計劃從2015年開始，每年至少新增50個創客空間、10個創客服務平臺及新增創客3萬人。

不過，“大干快上”之下，深圳的創客孵化器已出現相對過剩的苗頭。

2015年深圳創客有1萬余人，孵化器卻有一百多家，平均到每家的創客數量只有100人左右，大多數孵化器根本“吃不飽”。

上海：根據國內首個辦公空間短租平臺“馬上辦公”發布的《上海孵化器白皮書2015》。

《白皮書》顯示，張江、五角場和浦江鎮是上海孵化器最為密集的區域。

孵化器的資本背景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包括知名IT企業、新型創業組織、新媒體在內的民營孵化器發展迅速，占據57%的市場比例;租金價格的統計結果顯示，15%的孵化器提供免租場地，80%的孵化器租金價格在1000元/工位/月以下。

此外根據上海科委的數據，上海截至2015年6月有創業苗圃71家、市級孵化器107家、加速器13個。

廣州：根據廣州市科技創新委員會的統計數據，2013年，廣州僅有66家孵化器，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廣州迎來了一次孵化器的噴發式增長，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里，創新谷、創客街、YOU+社區、一起開工社區、中大創新谷、萬科云創空間、黑馬、瞪羚咖啡、伯樂咖啡等近百家不同模式、不同形態的眾創空間，集體涌現。

其中，民營科技企業孵化器增速最快，已經成為廣州孵化器發展的中堅力量。

杭州：杭州有傳媒夢工場、福地創業園、迭代創空間、恒生科技園、云棲小鎮、浙大科技園等數十家知名孵化器，已涌現蘑菇街、挖財、51信用卡、銅板街等明星企業。

其中最知名的是位于西斗門路9號的福地創業園，“福地系”目前已有1.0、2.0、3.0三個園區，4.0和5.0園區都已進入規劃選址階段，該園最近兩年已拿到合計近兩億美元融資。

此外，杭州孵化器最為特別的一點，是孵化器運營者和創業者，很多都是阿里巴巴出來，骨子里深深刻著阿里巴巴的烙印。

成都：2015年，成都僅高新區就新增37家眾創空間和孵化器。

四川省目前共建成各類科技企業孵化器260余家。

“青蓉匯”、眾創空間聯盟，成都創客坊、蓉創茶館、E創空間等10家眾創空間納入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