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還在上海交大工作時，有次接待來訪的德國一家大學的副校長。

當聊到技術產業化時，我告訴他我曾經辦過企業，只是后來到大學工作時退出了，這樣可以安心做科研。

他很驚訝，認為我沒有必要完全脫離公司，他告訴我他自己目前就有一家公司，主要經營的就是他自己發明的幾項技術，現在一面做著大學主管科研的副校長，業余時間打理自己的公司，兩邊工作互不沖突。

前兩天在臺灣學術交流，晚餐的時候和“中央研究院”的幾位同仁聊天，聊到了近日臺灣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涉嫌在生物技術企業謀取私利的事件。

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1998年翁啟惠通過技術入股與他人合伙創辦Optimer，2002年該公司成立浩鼎生物技術；2012年該公司發行股票，翁啟惠“婉拒認股”，而同時其女兒以較優惠價格購買了公司300萬股，成為第十大股東；后浩鼎上市，翁女兒擁有超過10億臺幣市值的資產。

就翁啟惠事件，公眾輿論傾向于認為他未能做到利益回避而在道德或者至少是職業操守上出了大問題！我這個局外人倒是很有點不以為然。

翁啟惠是一名優秀的科學家，他具有技術發明并將其進行產業化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作為經濟和科技發展了這么多年的臺灣，迄今還沒有一個合理的游戲規則來協調好科學家的科研活動、社會責任、和創業活動等各種角色，以致于像翁這樣的大牌科學家需要偷偷摸摸地讓女兒在公司持股，而自己作為技術發明人要不斷撇清跟公司的關系，向外界表明清白，實在是讓人大跌眼鏡。

大學教授或管理者在企業持股或兼職也是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一個部分。

國外大學對教授企業持股和校外兼職秉持有條件的支持和鼓勵的態度，大學在兩個舉措上保證其健康運行：嚴格的申報和嚴謹的審批、評價。

申報和審批程序透明、公開，管理原則強調自律和他律結合，并根據潛在的利益沖突、責任沖突的嚴重程度，對各種產業化和校外兼職活動進行分類管理。

教授在職發明的專利許可收入分配既發揮對專業人員的激勵作用，又照顧到校、院、系、實驗室等各方利益。

也就是說這種公開和嚴謹的報告和審批程序最終演變成一種陽光性的高校文化習俗，避免了很多灰色地帶和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現任斯坦福大學校長John Hennessy（亨尼斯）認為，企業家精神是大學基礎的一部分。

他認為斯坦福校園內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成就，歸功于加州相對寬松的創業風氣和行業限制。

亨尼斯本人是個學術大家，但還是個創業高手，1984年，他利用一年的學術休假與其他人創辦了MIPS計算機系統公司。

1992年，MIPS以3.33億美元賣給了硅圖像（Silicon Graphics）公司。

MIPS公司并不是亨尼斯創立的唯一的公司。

上世紀90年代末，他和同事共同創立了Atheros通信公司，該公司2004年上市，2011年出售給無線芯片巨頭高通，售價為37億美元，這個價格比當年MIPS市值高出10倍。

如今作為斯坦福校長，亨尼斯的薪水大概在70萬美元左右，在美國的大學校長薪水榜上排在35名開外。

當然如果算起他作為谷歌和思科董事會成員以及其他企業的股東所得的收入，這個薪水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也正是由于這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學術領袖和校園文化，許多著名的美國高科技公司都得益于斯坦福大學的原創想法或大學成員的早期參與，包括惠普，雅虎，思科系統公司，Sun微系統，易趣（eBay），Netflix公司，電子藝術（Electronic Arts），Intuit公司，仙童半導體，安捷倫科技（AgilentTechnologies），硅圖像（Silicon Graphics）公司，領英（LinkedIn）,電子交易（e*Trade），特斯拉汽車公司(TeslaMotors)，以及Instagram和SNAPCHAT。

亨尼斯在一次演講中就“斯坦福大學如何對待教授在外面兼職，如何保證教授們在上班時間專注學術”的問題說：“教授的角色與他們在公司中所扮演的角色確實有潛在的利益沖突。

學?；镜淖龇ㄊ牵绻墙淌冢覀儾辉试S他們在公司中擔任管理職務。

否則會影響科研。

我們認為教授在大學教書是他們的主職所在。

但他們可以每周有一天在公司從事咨詢活動（這就是美國高校所謂的五分之一原則）。

”高校校長能不能創業其實不是我們這里討論的核心，事實上你沒有學術水平和創新技術，而在當上院校領導后有了很多企業兼職或股份的機會，多半是一種腐敗現象！我想說的是，高校和研究院所的負責人往往是在本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科學家，他們很可能是本單位技術產業化的骨干力量。

針對這樣的職位所產生的發明和創業，搞一些行政性限制或道德輿論的約束是不夠的，約束得有效（不讓他們創業）則可能導致科技資源的巨大浪費，約束無效則會產生一個經濟和法律的灰色地帶而帶來科技領域的腐敗！我們必須為在?？萍脊歉芍贫ǔ鲆惶讖堮Y結合、行之有效、單位個人企業三贏的創業規范出來，否則我們舉國推動的創新和創業事業可能缺乏力度和高度！為了防止從事管理的官員因為涉及商業而發生利益沖突，西方國家有一套嚴格的規范——包括申報、資產處理和回避制度，要求官員在參與決策之前首先說明擬決策事項是否關聯到個人利益，利益內容包括個人在公司或社會上的任職兼職情況、所加入的政黨及社團、個人資產及所持公司股票、配偶及子女的任職情況等。

這個規范還包括官員離職后的行為限制，對政府公職人員退休或辭職后的從業問題作出了具體規定。

從這個意義上講，臺灣中研院的翁啟惠曾經在浩鼎新藥臨床數據解盲未達預期時出聲力挺，這樣的行為就違規了！我并不認為在科研院校建立并實施一套完善的創業規范有多難！如果我們真的沒把各大校長、院長、所長當做政府官員的話，就應該在法律上把他們和每一個公民等同起來，讓那些真正具有好技術好想法的學術骨干勇于試水，身體力行地帶動科技的產業化。

科學網上曾經有一句名言：看我們的管理者是否重視人才，一個試金石是要看它如何對待本土人員，而不是看它如何對待引進尤其是海外引進人員的。

這句話可謂入木三分、意味深長！我們應該看到，高水平的創新和創業其實是少數人的事，我們這里也同樣說一句：衡量我們科技界的雙創，不能光看普通教師和大學生，首先要看我們的科技領袖們能否成功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