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庫’創立4個月，燒了100多萬元，現在淪于只能等待外人來結束‘地庫’的生命……那種滋味是我這輩子的動力。

”春節前，楊炳龍在朋友圈發出了一則令人傷感的公告，他在深圳運營的孵化器“地庫”準備轉讓了，請朋友們幫忙轉發尋找接手方。

 　　“地庫”關門并不是一個偶然事件。

科技寺深圳孵化器市場顧問李東嬈目睹了孵化器的潮起潮落，2015年上半年，她所在的深圳南山附近的公交車、廣告牌上處處都是孵化器的廣告，一棟建筑里從頂層到地下室都可能有孵化器，而如今朋友圈內、飯桌上常常聽到孵化器關門的故事。

　　伴隨著“雙創”浪潮，近兩年內，我國各地新建了不少眾創空間、創業咖啡館、創客空間等孵化器。

這些孵化器作為初創團隊的辦公場所，幫助他們對接資本，舉辦交流活動。

但是，孵化器同質化、經營者能力差異、依賴補貼、選址距離城區遠等問題嚴重。

　　工位從未坐滿一場活動只有兩人參加　　楊炳龍原本是一名創業者。

2015年上半年創業如火如荼，國家領導人頻頻出現在各地為創業者加油打氣，一些知名的孵化器里總是人頭攢動。

他想，自己做過律師，也和不少投資人相熟，不如運作一個平臺，幫助創業者拿到投資，成為獨角獸。

　　那時候，他在深圳南山租了1000平方米的地下室，精心設計和裝修后起名“地庫”，總共有5個辦公室和70個開放式工位。

他跟合伙人湊了幾十萬元，還吸引身邊10個朋友，眾籌了100萬元。

　　他算了一筆賬，根據每月800元一個工位的租金計算，如果工位全部出租滿，剛好可以抵銷“地庫”的租金和水電，而管理團隊提供的創業服務和融資顧問服務，就會成為利潤來源。

　　“但真正運營起來才發現跟想的是兩碼事。

”楊炳龍感觸頗多。

　　首先是入駐率太低了。

初創團隊多為3~5人的小公司，原本預計可以入駐20個團隊，可是最高峰時只有10個團隊。

“地庫”采取的是收租金不占股的經營模式，但自己的名氣不夠大，對創業者來說吸引力并不算高，伴隨著2015年下半年資本寒潮來臨，有工位需求的創業團隊越來越少。

　　其次是競爭壓力大，同質化問題嚴重。

據他估計，光在深圳，每月舉辦的創業活動就有200多場。

他也曾邀請一些投資機構來講座，最初狀況不錯，往后越來越困難，最少的時候只有兩個人參加。

　　最關鍵的是，楊炳龍深感資源太有限，無法幫助創業團隊取得關鍵性的發展。

“地庫”雖然在大學附近，但是入駐的初創團隊多數為有經驗的人，大學生很少。

　　在“地庫”運營的4個月內，只為一個入駐團隊成功對接了投資人。

然而，由于在對接之前并未簽署財務顧問協議，楊炳龍就匆匆介紹雙方認識，雙方最后自行對接上了，沒法收取融資傭金。

　　一方面是收入無法覆蓋租金，另一方面是高額的人工成本，導致“地庫”每個月虧損12萬元，當100萬元快用完的時候，楊炳龍知道自己實在是運營不下去了。

抱著盡量減少投資人損失的想法，他發出了“地庫”轉讓的信息，但記者截至發稿時，楊炳龍仍在尋找合適的受讓方。

　　孵化器一擁而起形態多樣良莠不齊　　熟悉深圳創業環境的李東嬈回憶，深圳當地的孵化器是在2015年上半年有爆發性發展的，那時候天天都有孵化器開業，看上去宣傳語都差不多。

　　李東嬈分析，深圳有創業熱情和產業基礎，但相比北京仍有差距，孵化器作為聚集創業資源的地方，的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她當時就隱約覺得：這會不會太多了？　　在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上200米的距離內，聚集了數十家創業孵化器。

除去最早李開復創辦的“創新工場”，接納草根創業者的“車庫咖啡”，做媒體的36氪和做企業的聯想都做了孵化器，劉強東帶著奶茶妹妹開了京東奶茶館，清華經管學院做了清華經管創業者加速器……數據顯示，中關村創業大街日均孵化1.6家創業企業。

　　孵化器的形態也越來越多。

3W咖啡、車庫咖啡、天使匯、創業家、36氪等為代表的創業服務交流平臺通過圈子文化，對于入選創業團隊，提供辦公場地、給予一定數額的種子資金以及創業指導，經過一段時間的孵化后又會繼續將優秀項目推薦給風險投資，同時也會給予一定的幫助。

　　除去投資機構，地產商也蠢蠢欲動，其中最著名的是潘石屹。

他在自己的SOHO里專門辟出空間打造SOHO 3Q。

雖然價格較高，但潘石屹親自站臺和創業者玩得不亦樂乎，無形中幫助創業者提升了知名度。

至于目的，潘石屹承認，房地產市場存在過剩，共享空間是去庫存的好方式。

　　成都、貴陽等省會城市也興辦了孵化器，其中不少為政府主導。

　　但不止一人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一些二線城市，一些人打著“助力雙創”“孵化器”的牌子從政府手里拿地，然而根本不管運營，“很多孵化器只有一塊牌子，里面空空蕩蕩，從未有產出”。

　　即便是“北上廣深”的孵化器，也有一些問題不容忽視。

北京一位年輕的創業者和記者吐槽，自己最初在遠離市區的一家政府孵化器，這里設施良好，每當有領導參觀時都會來他的公司看看，他的墻上掛著和大人物的合影，這也給他帶來了一些機會。

但是，一年后他實在無法忍受每次進城兩小時的通勤時間，“天天談業務不能總跑來跑去的，效率太低了”。

后來，他在中關村租了兩室一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深圳創業者告訴本報記者，自己最初受到“免租金”的誘惑入駐，但是當公司發展起來后，孵化器提出了占股要求，自己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孵化器以各種方法最終將他們趕了出去。